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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容青史尽成灰:最后的荣耀
来源:沙坪坝新闻中心  2018年04月09日 16:31: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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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内容简介

    本书展示了朱元璋夺取天下的另类奥秘,而骚扰整个明朝的倭寇是怎么形成的,是谁为明王朝开拓了西域,而明王朝的“高考分区划线”是怎么回事,明朝的“越南战争”源从何来,十六世纪的中国海商如何经营天下,不败的“戚家军”是如何炼成的,谁毁灭了明王朝众说纷纭,而与康熙过招的葛尔丹是何许人也……整个封建王朝在这里获得了最后的荣耀,但很快就被历史的洪流所湮没。

    作者简介

    张嵚,男,济南人,山东省作家协会会员,自由撰稿人。1999年开始从事文学创作,曾做过话剧编剧、DV导演、影视编剧等多项工作,并有小说、戏剧、电视剧、历史著作等多部作品问世。累计在各类报刊杂志发表文学作品100余万字。原创小说《革命姑娘》曾获2001年榕树下网络文学擂台赛中篇特别奖,短篇小说《绿衣红伞》曾获2002年黄金书屋文学奖。现为签约作家、专栏作家,凤凰网历史专栏作家,从事历史类书籍创作。主要作品有《被遗忘的盛世》《就这样收复台湾》等。

    章节试读

    第一章 朱元璋成功的另类奥秘

    大明王朝近300年的沉浮沧桑,自然从开国皇帝朱元璋得天下开始。

    朱元璋得天下,在朝代更迭里,是一段草鱼化苍龙的传奇:放牛娃出身的苦孩子,削平群雄北逐暴元,开创享国近300年的大明王朝,赫然成为中华五千年出身最贫寒的开国皇帝。成功之神奇,为历代所称颂。而数个世纪以来,一个问题却始终争论不休:他是怎样做到的?

    历朝看法各不相同,主修《明太祖实录》的明初大儒董伦感叹:“盖因天命所属,时运眷顾也。”一句“天命”,颇有“君权神授”的味道。改革家张居正言:“太祖得天下,因不拘成法也。”说“不拘成法”,赞朱元璋,顺便也给自己的改革“贴金”。清朝史学家赵翼评:“明祖一人,圣贤,豪杰,盗贼之性,实兼而有之也。”草根出身的“淮右布衣”,成了清朝史家眼中的“复合型人才”。近现代台湾史学家李光涛则归结出了朱元璋成功的六字要诀:用贤、善学、敢战。时代更迭,后世旁观者清的见解,各有千秋。

    各有千秋的见解,串联起朱元璋的成功史。无数的历史画卷中,被遗忘的却是发生在大元朝至正二十年(公元1360年)的一个“盲点”,恰是这个盲点,藏着朱元璋问鼎江山的答案。

    【一】

    这个盲点,是一次普通的问答,主人公是朱元璋与刘基。背景简单:一个是已占有南京,基业初立,却身处元朝廷、张士诚、陈友谅三强夹缝中,争天下局面正走到“十字路口”的“红巾义军将领”朱元璋;一个是声名在外的江东大儒,乱世中久历沉浮,经多次邀请方投奔而至,初来乍到的大谋士刘基。

    对话的内容很复杂,后世多注意了刘伯温进献的堪比《隆中对》的《时务十八策》,却忽略了其中朱元璋的一个问题以及刘基的回答——义军“九恶”论。

    朱元璋的问题是:天下“义军”(红巾军等反元农民军)之所以屡起屡灭,难以成事,其根由在何处?刘基答:所谓“义军”,虽一时兵势浩大,却多难长久,其原因正在于“九恶”。九恶者,一恶“不敬孔孟,亵渎圣人之道,败坏天理人伦”;二恶“攻伐无度,形同流寇”;三恶“时降时反,相互猜疑”;四恶“粮饷不能自足,临阵不知兵法”;五恶“掠人妻女财产,只知取之于民,而不知养于民”;六恶“为将者心胸狭隘”;七恶“为士者缺乏训练,作战形同群殴”;八恶“胜时聚集,败时作鸟兽散”;九恶“此义军与彼义军之间,相互猜疑,互相攻伐”。史载朱元璋边听边“闻之勃然色变”。而刘基却毫无惧色,继而总结发言:“九恶不除,虽称义军,实则草寇流贼。”

    这番宏论实在是大胆,彼时的朱元璋虽已是割据一方的吴王,却依然奉红巾军头领“小明王”为正主,所谓“九恶”论其实是当面骂了朱元璋。刘基话音刚落,朱元璋“愤然而起,掷杯怒目”,眼看着,刘基仿佛要人头不保了。

    然而片刻之间,朱元璋朗声大笑,满面怒气化作乌有,一句赞叹脱口而出:“千古名骂,万载相传!”

    刘基没有骂错,朱元璋更没笑错,所谓“九恶”论,虽条条如刀刺中朱元璋死穴,却是他从此打开帝王之门的钥匙。

    【二】

    “九恶”论如此重要,究原因:首先,“九恶”点出了朱元璋军队自身的弱点,可谓振聋发聩;二者,“九恶”点出了与朱元璋同时代的诸多“豪杰”不能成大事的根本原因,预言了他们最终失败的命运;最后,“九恶”点出了两千年历次农民起义虽轰轰烈烈,却大多只能走向灭亡,徒为他人做嫁衣的根由。甚至之后的明末农民起义,乃至清末太平天国运动,其结局也终不幸被“九恶”所言中。提出“九恶”的刘基,果不负他“开国文臣第一,渡江策士无双”的评语。

    刘基能够总结出“九恶”,实非偶然。面见朱元璋时的“九恶”论,其实早在4年前,就写在他致元顺帝的《平贼十策》中,那时他还是一个“深受国恩”的大元进士,并曾在浙东自募兵勇,尽心竭力围剿方国珍等“义军”,直到眼见元朝廷已腐败至不可救药,方才愤然离去。所谓“九恶”,是因他常年站在“农民起义”的对立面,耳濡目染才看得清楚。刻骨铭心的悟语,化作朱元璋逐鹿天下的利器。

    且让我们以“九恶”为线索,串一下元末农民大起义的风云景色。

    元顺帝至正十一年(公元1351年)五月,内外交困的元王朝征15万民夫治黄河,因官吏暴虐导致民怨沸腾,终在“石人一只眼,挑动黄河天下反”的感召下,由白莲教首领刘福通、韩山童率领,在河南黄陵岗起事,推倒了元末农民大起义的多米诺骨牌。

    这以后就是群雄并起,风云际会。同年八月芝麻李等人在徐州起事,占领徐州。徐寿辉、邹普胜在湖北蕲州起事,十月称帝,国号“天完”。郭子兴、孙德崖等人在安徽凤阳起事,这些都属“红巾军”派系,作为“红巾军”核心的刘福通一部,更是在4年后建都亳州,立“小明王”韩林儿为帝,国号“大宋”,正式扯起了“反元复宋”的大旗。浙江的方国珍和江南张士诚,虽不是“红巾军”一脉,却也割据一方。大江南北,可谓沸反盈天。

    可“起”得快,“灭”得更快。身为“核心”的刘福通起势猛,一度攻克宋朝旧都汴梁,接着挥师三路北伐,气焰滔天,却犯了“九恶”中“攻伐无度,形同流寇”一条。三路北伐只知流窜攻城略地,毫无战略目的。接着又不幸“胜时聚集,败时作鸟兽散”。西路军攻陕西凤翔失利,一路溃散。东路军受挫后起内讧,两位主将赵均用和毛贵窝里斗,先是赵均用杀了毛贵,接着赵均用又被毛贵手下杀掉。赫赫大军,群龙无首,顿成流寇。虽一度攻克元上都甚至占领高丽,却终在元朝镇压下全军覆没。元气大伤的刘福通连连败阵,至正十九年(公元1359年)被元廷击破后,携“小明王”于滁州投奔朱元璋,“反元复宋”,昙花一现。

    其他诸路豪杰犯“九恶”更甚。郭子兴与孙德崖联合占领凤阳,接着“时降时反,相互猜疑”,几个主要领袖明争暗斗。郭子兴本人也“为将者心胸狭隘”,甚至几度听信谗言,欲治死彼时身为他部将的朱元璋。徐寿辉的“天完”政权更甚,建国后“攻伐无度”,很快因战线太长,遭元朝反扑。做“皇帝”的徐寿辉,被部将倪文俊篡权,倪文俊又被天完政权另一悍将陈友谅干掉,连国号也改成了“汉”,这何止是“相互猜疑”,简直是“窝里反”。南方的张士诚以及方国珍,则是“时降时反”,割据了一块土地就不思进取。所谓“各路豪杰”,终不是成大事之人。

    有几恶,各路豪杰很有“共同语言”。如“掠人妻女财产,只知取之于民,而不知养于民”,以刘福通的红巾军及方国珍为最。刘福通的红巾军三路北伐,导致主战场山东“赤地千里,乡民纷纷结团练以自保”。方国珍居浙东,常“大掠沿海,荼毒生民”。至于“不敬孔孟,亵渎圣人之道,败坏天理人伦”这条,更是通病。红巾军以“白莲教”为思想支柱,所过之处,甚至发生过焚烧学堂,拆毁宗庙等事。对所掠的读书人,也无不“极尽羞辱斯文之能事”。这里面例外的是张士诚,在占领苏州后“修儒尊孔,礼敬文士”不假,却很快沉溺于和文人们的饮宴诗文唱和,全然是宋徽宗做派。至于“为士者缺乏训练,作战形同群殴”,元末农民军,多未受过正规训练,起事时遇到腐败元军,尚能战而胜之,后来元廷启用察罕帖木儿、王保保等名将,整顿了“正规军”的战斗力,便使多路义军连连败绩。最要命的恰是“此义军与彼义军之间,相互猜疑,互相攻伐”。诸路“反元豪杰”几年征战下来,相互之间的征伐次数,远甚于和元政府军的作战次数。

    如此“九恶”泛滥,又何谈“一统天下”。

    所幸彼时元朝气数已尽,虽有王保保等名臣辅佐,但朝政腐败,皇帝昏庸,宗室王公之间相互倾轧,内战不休,比南方的“义军”好不到哪里去。于是有了朱元璋逐鹿天下时的情形,元朝灭不得南方诸“豪杰”,可诸“豪杰”也成不了大事。长江为界,南北分裂割据,互相对峙,最终问鼎天下的会是谁?

    在这场天下纷争中,最终的胜利者,必然是一个“九恶”中“犯”得最少的人,若能把“九恶”变成“九不恶”,这个人,终将成为这个时代的王者。

    于是,朱元璋脱颖而出了。

    【三】

    朱元璋怎样开始做“九不恶”?他又怎样做到?朗声一笑容易,条条付诸实施可就难了。在这之前,他本是草头百姓,家中闹饥荒,父兄横死,无奈之下出来闯世界。先做僧人,后来僧人做不下去,投奔了郭子兴的红巾军,得到赏识成为爱将,却屡次卷入当地红巾军的权力斗争中,终于下定决心提兵另闯天地。之后步步为营建立“根据地”,及至打下南京,有了自己的地盘,等来了元末第一谋士刘基。

    众所周知的事实是:虽说“王侯将相,宁有种乎”,可历代争天下,最终得势的多是世家豪族,所谓农民起义,虽喧嚣一时,却免不了给别人做嫁衣裳,逃不了覆灭的厄运。

    从大泽乡起义至元末,一代代有人揭竿而起,一代代重复相同的失败,根由恰是“九恶”难改。之所以难改,应了英国历史学家汤因比的一句话:“农民起义之所以重复相同的失败,只因为他们是农民起义。”

    既是“农民起义”,招兵买马,自然脱不了古代各类怪力乱神,所谓“明教”“白莲教”甚嚣尘上,自然为“读书人”所不齿,也自然多瞧不起“读书人”,于是“亵渎圣人之道”也就正常。起义者多是官逼民反的贫民,既敢起义,心中自然有恨,有恨则仇富,仇富则免不了滥杀滥抢。起义领导者也多为“草寇”,有长远眼光的不多,于是更“杀伐无度”。庄稼汉出身的农民,从将领到士兵,皆没受过正规军事训练,除却少数无师自通的军事天才,大多数是乌合之众。起义多是自发,没有明确的纲领与目标,一旦遇挫,自然内部涣散,分崩离析,各支起义队伍所属不同,既无眼光,自然计较眼前利益,自相残杀也就不奇怪……所谓“九恶”,换位思考,发生在农民起义身上,却是正常。

    但“正常”的后果很严重,滥杀的结果是民心丧失,失民心,如何得天下,“亵渎圣人之道”看似快意,但封建社会,朝廷是上层建筑,“读书人”和“中小地主”是基石,基石坍塌,又怎能成大业?

    所以封建社会历代“反封建”的农民起义领袖,面前只有两个选择:一、覆灭;二、决裂“反封建”的身份,成为“封建主”。两个选择间命运拐点的信号灯,就是这来自农民起义自身的弱点,无法避免的“九恶”。

    刘基之所以选择了朱元璋,就是因为“九恶”,朱元璋之前已经避免了一些。

    比如“不敬孔孟,亵渎圣人之道,败坏天理人伦”这条,起初的朱元璋也曾轻视文人,但是自招纳了李善长后,开始着力笼络知识分子。其军队每攻下一城,必设“礼贤馆”,用以招纳知识分子。对当地的名士才俊,更是软硬兼施,试图收为己用,刘基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来到朱元璋身边的。“攻伐无度,形同流寇”这条也极力避免,从白手起家至占据南京,可谓步步为营,层层推进,且采用朱升的“高筑墙,广积粮,缓称王”之策,耐心壮大自己的实力。“粮饷不能自足,临阵不知兵法”这条,朱元璋也是另类,从至正十六年(公元1356年)晋升为吴国公开始,他就在所辖的淮西地区推行屯田之策,占领南京后,又将此政策推广至南京地区。其部将徐达、常遇春、李文忠等人,更为不世出的名将,所谓“为士者缺乏训练,作战形同群殴”,虽有存在,却不严重。在当时的“众豪杰”里,论“九不恶”,朱元璋无疑是做得最好的。

    但是,要得天下,这些还远远不够。作为一个“农民起义领袖”,战胜“九恶”,化“九恶”为“九不恶”,是需要有与其出身,乃至劣行,勇敢决裂的勇气,战胜自己的勇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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