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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的政治:世界工厂劳资关系转型的新视角
来源:新浪读书  2018年01月02日 09:59: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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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内容简介

  近年来新工人抗争浪潮的兴起,以及行动方式、诉求的变化,预示着中国劳资关系面临着不可避免的转型趋势。本书基于扎实的田野调查,力图从工人的生活经历与社区生活实践讨论世界工厂的劳资关系,分析社会关系与生产政体如何影响工人的生活与抗争行动,提出了关于当代中国劳工的一些新观点,如“实用主义团结”等,对于分析农民工的日常生活、阶级意识和群体抗争,都具有重要意义。

  作者简介

  王建华,生于1986年,江西新余人。2013年7月毕业于清华大学社会学系,获博士学位。现为*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家庭与性别研究室助理研究员,代表性论文见诸《社会学研究》《社会》《开放时代》等权或学术期刊。

  章节试读

  序言一

  郭于华

  本书力图从工人的生活经历与社区生活实践讨论世界工厂的劳资关系,分析社会关系与生产政体如何影响工人的生活与抗争行动。

  裴宜理、韩起澜等人的著作,已经关注到植根于乡土的文化、血缘、地缘关系在相当程度上塑造了民国劳工的抗议政治,比如,由各地移民形成的帮派、行会,成为劳工运动动员所能借助的基础性力量。而当今中国,在城乡之间往返迁移的农民工群体,其抗争政治是否与工厂之外的生活经历有密切关系,同样也是劳工研究的重要聚焦点。

  作者的研究表明,地缘网络在工人的集体行动中仍然是至关重要的动员资源,甚至在有些企业,在工作岗位安排、职位升迁等方面的竞争及劳资冲突中也交织着地缘群体的激烈对抗,这与裴宜理笔下分裂的团结颇为类似。但本书的研究也表明,改革开放后快速的现代化、市场化过程在相当程度上弱化了地域之间的差异,行会、帮派在社会主义政权下的生存空间也极其有限,反而是经济、技术的发展在不断地改变农民工群体的生活境遇与生活方式,因而代际差异成为塑造工人关系形态及其抗争政治的重要维度之一。

  围绕新生代工人的研究都注意到了代际生活经历的变化给世界工厂带来的可能挑战。改革年代中成长起来的新生代农民工,在行为方式、生产体验、发展期望等方面与老一代非常不同,但是城市和企业并没有为他们的发展提供相应的空间,这成为近年来劳工抗争不断兴起的重要根源。本书作者在相关研究的基础上进一步说明,与老一代长期从事艰苦的农业劳作不同,新生代农民工大多直接从学校进入工厂,超过半数受过中、高等教育;他们对手机、电脑等信息技术产品的运用程度也是老一代工人无法比拟的。相对较长的教育经历不仅为新生代工人提供了朋辈同学网络,更给他们带来一整套现代城市的生活方式、消费文化和新的交往方式。他们会将大量的工休时间投入与朋辈群体的玩乐中,当然更普遍的情形可能是,他们独自在玩手机、上网。在集体抗争行动中,作者发现,一方面,如潘毅预言的那样,相比老一代工人,新生代工人更有可能提出增长型的利益诉求,包括增加工资、组建工人自己的工会、落实集体谈判制度等;另一方面,他们的行动往往是线上(QQ群、论坛、微博、微信动员)与线下(同事、同学、同乡联络)相结合,这与老一代工人的地缘政治形成鲜明对比。

  但是大部分工人的集体抗议行动仍缺乏有效的组织动员,无论老一代还是新生代工人,“野猫式罢工”仍然是最常见的集体抗议形式。在此,本书作者引入工人社会生活形态的另一个决定性维度——生产政体。工人广泛的社会关系和正常的社区生活只有在如南海本田那样的“准专制工厂政体”中才有可能出现。这类合资或外资企业或在日常管理和再生产安排中照顾工人的社会需求,或在劳动过程中保留一定的技术含量。反之,在一般的世界工厂中,工人往往出于对“专制工厂政体”下薪酬待遇、劳动体验、管理文化、工作环境、发展空间等方面的不满而离职,从而形成“短工化”现象。在这种情况下,每个工人难免成为孤立的、原子化的个体,他们缺乏基本的社会关系和社区生活,他们的行动缺乏默契与策略,迅速聚集又迅速瓦解。有时候非人性的生产管理制度甚至引发工人的极端反抗行为,如富士康反复出现的跳楼自杀和群体性骚乱。

  从生活领域和社会关系角度探讨世界工厂劳资关系转型的动力,其意义在于:首先,在国家制度和工厂管理体制中,工人并没有制度化的利益诉求表达渠道和组织资源,生活领域则更有可能为工人自主行动和自组织力量发育提供空间,虽然其不能完全避免权力与资本的影响;其次,城乡往返迁移、社会转型、市场化、工业化、信息化等要素,共同造就了农民工群体在工厂生活中复杂多变的体验、诉求、认同、关系形态、互动方式,这与布洛维提出的“霸权政体”下的美国工人非常不同——稳定的国家制度与社会经济环境不断弱化美国工人群体间的差异,而中国的劳工政治远非“生产政体”框定下的“自足游戏”;最后,在极端异化的劳动体验中,工人更需要在社会生活中寻求“修复”或“补偿”,无论是集体性的社会交往还是原子化的信息消费,都将给工人的行为与行动方式打下烙印。

  工人的抗议行动也进一步在制度层面对世界工厂产生影响。一些地方政府和省、市层级的工会开始顺应工人的抗争浪潮,推动一些企业重组工会和落实集体协商制度。例如,深圳市总工会在近几年推动数百家工会直选,其“职业化工会干部制度”、自下而上“推动企业民主工会建设”的实践值得学界持续关注。就企业层面而言,许多企业在工人各种形式的抵抗下,开始部分收起其专制的面孔,在工作和生活场所给工人让渡更多的自主空间。工人与社会的关系也在悄然发生改变。在信息媒介的帮助下,工人越来越善于扩大行动的社会影响。劳工NGO、律师、学者、学生等社会团体也开始不断介入工人的集体维权行动。

  当然,作者并没有对世界工厂劳资关系转型的前景持盲目乐观的态度。由于权力与资本的双重压力,劳工群体和劳工研究者面临的是前所未有的严峻情势,这也是以往劳工研究理论不曾面临的挑战。正如我在《世界工厂的中国特色》一文中指出的:“中国劳资关系的紧张冲突和劳工困境的根本原因在于权力与资本的强强联合,在这一权力格局中,工人的极度弱势恰恰缘于他们公民权利的缺失,这些权利包括最基本的知情权、结社权和表达权。农民工不是作为公民而存在意味着整个社会公民权利的缺失,劳工的制度性位置决定了他们的行为与表达方式,无法进行有组织的正式抗争,利益诉求的表达缺少正式和有效的渠道,工人往往只能采取例如以脚投票等相对消极的反抗,甚至自杀这种极端方式的表达。”

  在本书中,上述结构性制约下劳工抗争政治的张力随处可见。比如,老一代工人的地缘关系为新工人的集体行动提供了宝贵的团结纽带,但又限制了工人阶级的认同,甚至使其内部矛盾更加复杂化;新生代工人频繁的消费活动促进了其社会关系网络的形成,提升了其信息技术动员能力,强化了其在城市发展的期望,但是消费文化同样可能缓解工人生产领域的紧张,并降低其社会化需求和批判反思的能力。这种张力更体现在作者对工人团结文化的分析中。针对“守法抗争”与“阶级团结”两种判断,作者认为,一方面,工人的行动能够借助日常生活的经验、关系资源、信息技术形成对官方意识形态的洞察利用,并在一定范围内相互抱团、相互影响;另一方面,他们也不会简单地将自身的利益等同于抽象的阶级利益,其抗争行动总体上是一种务实的、为改善生活境况的斗争,并不寻求从根本上改变现有的国家制度和全球资本体系。但是,“实用主义”的团结文化同样能够为世界工厂劳资关系的转型注入强大的动力。即便是以改善生计为目的的朴素行动、以落实国家法律文本为旨趣的制度诉求,也足以对世界工厂的秩序构成颠覆性的挑战。恰如斯科特所言,即便是“向后看”的保守观念和行动也同样可能导致革命性的后果。

  从工人的日常生活经历和社会生活形态出发,本书作者力图寻找“中国特色”世界工厂转变的动力和中国工人阶级的出路。这一问题意识和研究视角,对一位青年学者而言无疑是值得嘉许的;而作者也为此付出了许多努力,包括较长期的田野工作,大量的问卷调查和深入访谈,以应聘方式进入工厂参与观察,与工人们工作生活在一起进行直接互动交流等。探讨工人的微观生活形态与宏大的抗争政治、制度变迁之间的关系,是一个重大课题,也是一项艰苦的工作。作者的田野调查主要集中在珠三角地区的制造业,若能在行业和地区层面进行拓展,并且有更为深入细致的民族志研究作为基础,则更能进一步说明工人的社区生活形态与劳工抗争政治的关系,以及工人阶级形成与社会建设的关系。

  概而言之,中国的新工人不再是被指定的“领导阶级”,而应当是能够主张自身权利的“自为阶级”;不是“未完成”或者已完成无产化的弱势群体,而是逐步成长为能够把握自己命运的社会力量;不是被组织或未组织的劳动人群,而是能够自组织并且在争取自身合法权益的抗争中成长为社会主体的工人阶级。

  2014年10月3日

  序言二

  沈 原

  汪建华的著作《生活的政治:世界工厂劳资关系转型的新视角》即将出版。著作基于比较扎实的田野调查和相当深入的理论思考,提出了关于当代中国劳工的一些新观点,如“实用主义团结”等,对于分析农民工的日常生活、阶级意识和群体抗争,都具有重要意义。

  不过,在我看来,这部著作的意义不仅限于此,更重要的是它具有拓宽思路的意义。自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出现农民工大流动现象以来,农民工就成为社会学特别关注的研究对象。多年来,大量的研究探讨了农民工及其流动的方方面面,所累积的文献无疑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但是也应当看到,在新世纪以前的主要文献中,社会学家多半是运用一些比较传统的理论范畴,如社会流动、社会问题、社会融入等,来观照农民工现象。社会学家并没有运用劳工社会学的理论视角,即运用关于工人阶级的理论和方法处理农民工问题,由此造成的一个结果就是,最应当加以探讨的主题,即农民工参与的劳动生产过程及其社会成果被放置在一旁,大量的笔墨聚焦于探讨农民工的迁徙过程和日常生活,特别是研究他们在流入地如何利用人际关系网络谋取资源以便立足的生存策略。当千千万万中西部地区的农民转离农村和农业,投入东部新兴工业化地带和大中城市中,在全球化浪潮造就的世界工厂中经受工业生产的烈火锤炼,并且在此过程中逐渐转化为真正意义上的工人阶级之际,社会学的研究视角却似乎漫不经心地绕开了这个重心。鼓槌高高地举起,却没有敲到点上。

  世纪之交,麦克·布洛维一系的劳工社会学理论视角被引进,这推动了中国社会学,至少是其内部一个小小的分支——清华社会学,率先实现了“生产中心性”的转向。美国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社会学系的李静君教授对推动这一转向起到了至为重要的作用,她对劳工社会学的系统介绍,以及她本人关于深圳女工劳动过程的著作,都成为推动这一转向的动力。当社会学家开始把注意力放置在农民工的劳动生产过程及由此造就的“工厂政体”之上时,这些农民工也就不再被简单地概括为面目不清的“流动人口”,或者仅仅是蜷缩于城中村日常生活中的关系经营者了。现在,他们是“大工地”上的建筑工、“富士康”流水线上的普工、村落工厂中的“家户工”、汽车生产车间中的装配工等。农民工首次被放置在有关工人阶级的社会学理论透镜下加以审视。随着“情感劳动”概念的引入,研究视角又进一步扩大到各种服务业,展示在大家眼前的有校园中的男女保安、饭馆中的“大姐”和“小妹”、城镇边沿的猪场经营者等。与这些各具特色的劳动过程相匹配,描述各种工厂政体的范畴,如“关系霸权”“准军事专制”“霸权和专制混合政体”等,也在逐步锻造成型。这些范畴当然还很稚嫩,需要进一步加工和深化,但是毫无疑问,它们的提出确定了进一步前进的方向,并且逐步在“农民工生产体制”的范畴下汇聚起来。

  布洛维一系的劳工社会学当然是在马克思的理论传统下展开的,但是这种劳工社会学的力量在于,它不是把马克思的理论简化成抽象的教条,而是努力形成具体分析的框架。马克思的理论必须与“工厂民族志”方法结合起来,才可能具有深入实际、具体分析的效能。当研究者借助“工厂民族志”,深入各种劳动场所开展田野调查的时候,日复一日所获得的鲜活经验,带领研究者前进,丰富和深化马克思的经典命题,甚至还会修正、突破它,形成新的见解。例如,当研究者发现,在现实的劳动生产过程中,经典意义上的“阶级”往往与各种具体的社会关系范畴纠缠在一起难解难分时,就会自觉地从马克思“阶级优先”的立场进一步走向更为现实主义的分析立场,引导曾经被马克思所忽略的那些社会范畴,如种族、性别和公民权等,返回到对工人阶级的分析框架中,就此实现了从“抽象工人”走向“具体工人”的升华。

  然而,随着研究的深入,新的问题出现了。一个众所周知的事实是,世界工厂中工人阶级的主体部分是农民工,这就意味着他们除了工人这一重身份外,还有另外一重身份,即作为移民的农民。他们的家庭在空间上和制度上都是分裂的。因此,要想全面地把握农民工,仅仅关注他们在工厂中的劳动过程,现在看来显然是不够的,还必须虑及他们在生产线之外的生活,虑及他们的衣食住行、社会活动如何塑造了他们的意识。特别是当研究重心逐步转移到“新生代农民工”时,这个方面的重要性就越发凸显:新生代农民工进入工厂的时间还不长久,劳动过程中的控制和反抗对他们的塑造也还没有那样强固有力。与此相比,倒是他们在踏进工厂的大门之前,作为“流动儿童”或者“留守儿童”,在城市边缘的农民工子弟小学或乡村学校的经历,或者是他们年龄更大一些时,在各类职业学校中接受规训的经历,以及他们在工余时间的活动和交往,对他们的行为和意识产生了更大的影响。这就表明,世界工厂中的农民工和布洛维笔下的芝加哥联合工厂的工人很不相同。当布洛维的工人退出车间,走出工厂的大门时,工人阶级就从他的眼界中消失了。工人的日常生活是私人领域,已经不在他的探讨范围内。但是,对农民工来说,当他们退出劳动过程,返回到工厂宿舍和城中村的住所时,他们展现的是这个独特的工人阶级的另一侧面——日常生活的侧面。

  潘毅最早注意到农民工日常生活的这一侧面,并且以“宿舍劳动体制”的概念对之加以概括。此后,相关的田野调查日渐增多。从整体上看,社会学的农民工研究至此又开始了一个新的转向,用一句老得不能再老的话来说,就是走了一个“否定之否定”的圆圈,或者叫作实现了“螺旋式上升”:最初的起点是对农民工大流动及其在流入地日常生活的描述;而后,由于欠缺对劳动过程的描述而遭到扬弃,研究的重心挪移到对农民工在不同工厂政体之下的具体劳动过程;再往后,当研究者发现,单方面注重车间内部的劳动生产过程,对于理解作为移民工人的农民工,特别是新生代农民工来说,仍然有其局限,必须将视野放大到车间以外,放大到农民工在社区、学校和宿舍的日常生活中去。这就似乎返回到了20世纪80年代之际的原初起点上,但这却是在更高的层次或阶段上的返回——这一次研究的不是脱离了劳动生产的社区生活,而是从对农民工劳动过程的分析出发,进一步走向对其日常生活的分析,换言之,是从对生产的研究走向再生产的研究,并尝试将这两个方面有机结合起来。我认为,这是当代农民工研究的一个最重要的转折,而汪建华的著作正是立足于这样一个转折点,并且大力推进了这个维度的研究工作。通过与新生代农民工的“同吃同住同劳动”,汪建华获得了大量的第一手田野调查素材。他的著作不仅揭示了新生代农民工在不同工厂中的劳动生产和抗争活动,而且还分析了他们在车间以外,在社区日常生活中的活动,甚至追溯到他们在职校中的生活。正如作者自己所说,该研究“致力于从工人日常生活经历的变迁中寻求其抗争政治转变和劳资关系转型的动力”。布洛维曾提出“生产的政治”这一概念,他的名言是“我们的分析由生产始而以政治终”,他的意思是说,在劳动过程中就蕴藏着国家与工人的关系,以及工人阶级本身的政治意识和抗争能力的秘密。套用他的话,汪建华提出了“生活的政治”这一概念,他的意思是说,在新生代农民工的日常生活中也蕴藏着他们的政治意识、组织能力和抗争策略的秘密。因此,必须把“生产的分析”和“生活的分析”有机结合起来研究农民工特别是新生代农民工。

  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认为汪建华的著作具有相当的开拓性。我写这篇序言,也是希望为他的这部著作在农民工研究的学术脉络中做一个定位,明确这个研究是从哪里起步,到哪里终结的。当然,作为一个初出茅庐的年轻学者,汪建华的研究必定有诸多不足之处,需要通过日后进一步的研究工作加以补正。但是,立意已臻高远,修订和充实细节还会是很困难的事情么?

  2014年10月1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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