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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村国是
来源:中国作家网  2017年12月25日 11:30: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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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内容简介

    《乡村国是》是一部反映全国脱贫攻坚进行时的现实主义文学作品,是一部文艺扶贫力作。

    作者走访了202个村庄,用手中的笔记录了六盘山区、滇桂黔石漠化片区、武陵山区、秦巴山区、乌蒙山区、罗霄山区、闽东山区以及西藏山南、新疆喀什等精准扶贫重点地区贫困乡村脱贫攻坚的现实场景。书中用一个个真实、生动的故事展现中国脱贫攻坚取得的巨大成就,也呈现扶贫工作的艰巨性和复杂性。

    作品凝聚百姓心声,弘扬中国力量,是一部抒写“中国梦”,充满民族自豪感和国家荣誉感的宏大叙事之作。

    作者简介

    纪红建,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中国报告文学学会理事,中国报告文学学会青年创作委员会副主任,湖南省报告文学学会副会长兼秘书长。文学创作一级。已出版《中国御林军》、《明朝抗倭二百年》、《不孕不育者调查》、《见证:中国乡村红色群落传奇》(合著)、《马桑树儿搭灯台——湘西北红色传奇》等长篇报告文学十余部,在《中国作家》、《当代》等发表《哑巴红军传奇》、《人民的记忆》、《走向崇高》、《不朽残碑》等长中短篇报告文学百余万字。获解放军文艺奖、《中国作家》鄂尔多斯文学奖、“希望杯”中国文学创作新人奖、湖南省“五个一工程”奖、湖南省青年文学奖等。

    章节试读

 序 章 大国情怀

    贫穷,文明社会的顽疾。

    据卫星数据制作而成的世界夜晚灯光亮度比较图得出,越是经济发达的地区,夜晚灯光越是明亮,越是贫困地区,则越黯淡。俯视一下我们美丽祖国的夜空,东部沿海地区灯火通明,而西部则黯然失色,贫困的阴影依然笼罩着这片内陆地区。

    是的,贫困就像是挥之不去的浓雾缠绕着人类的身心。自从人类诞生之日起,贫困就一直伴随着人们。人类总是不断向前发展的,随着经济的发展,世界贫困现象总体上有所减轻,但是由于各地区经济发展不平衡,收入差距扩大,贫富不均的现象仍较严重。

    中华民族切实感受到:贫困是一切苦难中必须首先根除的苦难。“仓廪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2000 多年前的中国,古代哲学家管子就道出了中国人内心深处丰衣足食的渴求。千百年来,中华民族一直在抗击贫困。然而,由于当时生产力水平低下,以及疾病、战乱、自然灾害等因素的影响,人们从未远离贫困,且一直代际传递下来。特别是中国近代史更令人心酸!自1840年鸦片战争以后,伟大的中华民族内忧外患频仍,兵灾战祸连绵,社会动荡不已,广大劳动人民政治上深受压迫,经济上深受剥削,生活风雨飘摇。

    1949 年10 月1 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标志着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取得了革命的基本胜利。然而,经历14 年抗日战争和多年国内战争,当时的中国积贫积弱。消除贫困,带领人民过上幸福的生活便成了中国共产党人时不我待的历史责任,也彰显着中国共产党的立党宗旨。

    新中国成立前夕,美国国务卿艾奇逊曾预言,中国永远摆脱不了由庞大人口所带来的“不堪负担的压力”。他还说:“人民的吃饭问题是每个中国政府必须碰到的第一个问题。一直到现在没有一个政府使这个问题得到了解决。”“中国共产党解决不了自己的经济问题,中国将永远是天下大乱。”面对民国后期混乱不堪的全国经济形势,上海一个资本家甚至用讥讽的口吻说:“共产党军事上可以打一百分,政治上可以打八十分,经济上只能是零分。不依靠资本家,它无法将复杂的社会经济管理得像个样子。”当时,4 亿多同胞有2 亿多人处

    于饥饿状态,中国政府面临诸多严峻的挑战,百废待举。几亿人吃饱穿暖的问题首当其冲地摆在了年轻的共和国面前。

    预言也好,讥讽也罢,他们都点中了穴位,击中了要害!但年轻的共和国没有丝毫胆怯,他如受尽欺凌、受尽屈辱而一朝摆脱枷锁、获得尊严的壮汉,浑身焕发出使不完的力量。毛泽东,这位农民的儿子、共和国的领袖,早在1919 年,就意气风发地在《湘江评论》的创刊词上大声疾呼:“世界上什么事情最大?吃饭问题最大!”是的,几乎从一开始投身革命,他就意识到,解决所有问题必须从“吃饭”开始,也就是从解决农民的土地和粮食问题开始。他对贫困有着深刻的感受和理解,对穷人有着天生的同情和悲悯。美国记者斯诺在《西行漫记》里曾记述,毛泽东是个有相当深邃感情的人,当他提到那些

    已故的战友和孤苦无依的穷人时,他的眼睛里常常是润湿的。新中国成立初期,重建家园,扩大生产,发展经济,全国上下掀起了社会主义建设的高潮。让世界震惊的是,仅仅用了三年时间,中国共产党人不仅医治了战争的创伤,让几十年战乱带来的社会混乱、生活动荡、生灵涂炭、满目疮痍的局势一去不返,而且通过没收官僚资本、建立国营经济、稳定物价、统一财经等一系列有力措施,一举扭转了民国后期连续多年经济崩溃、物价飞涨、民不聊生的局面。

    当然,新中国所走过的历程并非一帆风顺。由于受诸多社会因素的影响,特别是极左思潮的长期干扰和破坏,新中国的巨轮在航行过程中,遇到一个又一个险滩,一次又一次风暴,炎黄子孙也为此付出了惨重而沉痛的代价。在那个特殊的年代,那种以吃苦为快乐、以贫穷为光荣的心理,弥漫到共和国的每一个角落,竟使当时的中国人虽然处于物资极端匮乏的贫困之中,却很少有人站出来埋怨贫困,当然更不用说消除贫困了。究其原因,除了长期处于贫困状态而对贫困习以为常,全国农村的普遍贫困反而使人们看不出贫困的缘由之外,还由于我国多年处于对外封闭状态和低水平的吃“大锅饭”阶段。

    历史推进到1978 年以后,中国迎来了改革开放的新时代。具有历史意义的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决定将今后全党全国的工作重点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历经磨难后的中国,终于举步踏上了经济振兴之路。改革的春风吹遍大江南北,燃烧起了绝大多数中国人渴望致富的欲望,更让国人切身感受到贫困的尴尬。这时,人们才惊讶地发现一个赫然存在的事实:到1978 年,我国年收入不足200 元的贫困人口竟然多达2.5 亿;贫困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竟然高达30.7%。从1958 年到1978 年的20 年里,我国农民人均年收入增长不到3 元钱,城镇居民人均收入增长不到4 元钱。

    面对令人惭愧的数据,中国人没有退缩,开始与贫困进行顽强的斗争。

    1978 年到1985 年,中国反贫困的主要手段是:第一,通过在农村普遍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全面推动农村经济体制改革,发展和提高农村生产力,以提高农民的收入和生活水平;第二,通过救助式扶贫等反贫困措施,对贫困人口进行帮扶。这两项措施取得了显著的成效。据相关数据统计,在此阶段,中国未解决温饱的贫困人口缩减至1.25 亿。

    1.25 亿!这对于中华民族来说,消除贫困仍无疑是一场无法回避的跨世纪之战!

    1984 年9 月29 日,即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35 周年的前两天,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帮助贫困地区尽快改变面貌的通知》(以下简称《通知》)正式出台。《通知》要求:各级党委和政府必须高度重视,采取十分积极的态度和切实可行的措施,集中力量解决十几个连片贫困地区的问题。《通知》指出:国家给予贫困地区的资金和物资,不能采取“撒胡椒面”的办法平均使用,而要突出重点,尽快帮助连片贫困地区改变生产条件,提高生产能力,发展商品生产,赶上全国经济发展步伐。《通知》甚至还针对贫困地区出台了一系列优惠政策,如延长垦荒耕地承包时间,在一定年限内减免农业税等;提出凡国营

    企业单位无力经营或经营得不好的山场、水面、矿藏,可以由农民承包经营;一切农、林、牧、副、土特产品(包括粮食、木材、竹),都不再实行统购、派购的方式,改为自由购销。

    这份历史里程碑式的中发〔1984〕19 号文件,是中共中央、国务院第一次就贫困问题向全党和全国人民发出的正式文件。30 多年过去了,许多扶贫老干部依然对这份文件刻骨铭心。在湖南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采访时,一位已经退休但在扶贫战线工作了一辈子的“老扶贫人”跟我说:19 号文件具有突破性意义,具有里程碑式的意义。我国存在较大面积贫困地区和较多贫困人口的事实,在当时的时代背景下,首次在中央文件里公开承认,不容易啊!这既反映了我们党实事求是的精神,更表现了共和国的领导者们敢于面对贫困、勇于战胜贫困的信心和决心。

    自此,中国政府开始实施有计划、有组织、大规模的农村扶贫开发,并确立了开发式扶贫的方针,改变了以往以救济、输血为主的扶贫方式,并成立专门的工作机构,确定贫困标准和重点扶持区域,安排专项资金,制定特殊支持政策。

    十多年的持续努力后,中国新时期的反贫困发生了巨大变化:过去那种成片相连、触目惊心的大面积贫困,已经被分割打散,逐步向深山区、石山区、干旱区、水库区、边疆地区退缩。统计数据显示,到1993 年年底,全国范围内没有解决温饱的农村贫困人口从1978 年的2.5 亿减少到8000 万人,整整减少了三分之二。中国的反贫困大军是顽强善战的,然而,中国的贫困却是极其顽固的。此时的中国,虽然贫困地区面积一再缩小,贫困人口的数量急剧下降,但是在交通不便、自然条件恶劣、历史上开发程度较低的地区,要脱贫仍非常

    艰难,特别是西部,区位特征和生态环境等难以改变的自然禀赋,决定了贫困依然在那里张牙舞爪、疯狂肆虐。湘西和贵州的某些贫困山区,还停留在刀耕火种、靠天吃饭的原始阶段;川陕一带的革命老区,还随处可见衣衫褴褛、食不果腹的老人和孩子……此时的中国尽管只剩下8000 万贫困人口,但要攻克这最后的8000 万,难度骤然增大。

    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国务院于1994 年4 月15 日发出关于印发《国家八七扶贫攻坚计划》的通知,决定集中人力、物力、财力,打一场大规模的扶贫攻坚战。这个计划第一次从一个全新的高度,把中华儿女消除贫困的不懈奋斗,纳入到我国20 世纪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整体战略目标之中,并向各级党委、政府和全国各族人民发出了对贫困做最后决战的总动员令。从此,扶贫开发不再是一个部门、一个领域、一个局部的事,而是成为全党和全国人民共同面对的大事。

    共和国历史上又一个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决策!

    七年艰苦卓绝的奋战后,中国扶贫开发战略的重点已经从解决温饱为主要任务的阶段转入巩固温饱成果、提高发展能力、加快脱贫致富、缩小发展差距的新阶段。在此背景下,党中央立足新世纪的广阔视野、全球视角以及中国实际,结合科学发展观、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及新农村建设等理论思想,对中国扶贫开发提出了更高要求,将扶贫开发的重要性和目标置于更广阔、更深刻的历史背景。

    2001 年6 月13 日,国务院印发《中国农村扶贫开发纲要(2001—2010 年)》。2011 年,第一个十年扶贫开发纲要完成。一方面,中国在经济社会发展过程中已经取得了举世瞩目的减贫成就,通过实施一系列的农村扶贫开发政策,使得农村居民的生存和温饱问题得到基本解决,贫困地区的生产生活条件明显改善,中国农村扶贫开发工作已经从消除绝对贫困转变到解决相对贫困的新阶段,并且是全球首个实现联合国千年发展目标中贫困人口减半的国家;另一方面,相对贫困凸显、贫困地区经济社会发展总体水平不高,制约贫困地区发展的深层次问题没有得到根本解决等问题,依然是新阶段中国扶贫开发面临的新问题新挑战,扶贫开发进入新阶段。2011 年5 月27 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中国农村扶贫开发纲要(2011—2020 年)》。这个纲要与上一个十年的纲要,被人们称为“两个农村扶贫开发纲要”。《纲要》提出,未来十年农村扶贫开发总体目标是“到2020 年,稳定实现扶贫对象不愁吃、不愁穿,保障其义务教育、基本医疗和住房” 。

    然而,中华儿女的梦想不仅仅只是温饱,而是小康,且是全面小康。顺着扶贫专家对近年来扶贫数据的分析,我看到了两条走势相反的曲线——

    一条,每年扶贫资金越来越多:2010 年,中央财政安排专项扶贫资金222亿元,以后逐年大幅增加,2014 年达到433 亿元,四年几乎翻了一番。

    另一条,每年减贫人数却越来越少:2011 年全国贫困人口减少4329 万人(贫困人口数会随着国家调整扶贫标准而发生变化,1978 年中国尚有2.5 亿的贫困人口,经过多年的努力,到2010 年年底,按年人均纯收入1274 元的扶贫标准计算,全国贫困人口下降到2688 万人。2011 年,中央决定将年人均纯收入2300 元作为新的国家扶贫标准。这一新标准的出台,使得全国贫困人口数量和覆盖面由2010 年的2688 万人扩大到了1.28 亿人,占农村总人口的13.4%,占全国总人口近十分之一),2012 年减少2339 万人,2013 年减少1650 万人,2014 年减少1232 万人。

    两条曲线,折射出扶贫工作的艰巨性,也告诫人们脱贫攻坚的紧迫性。

    此时,打开令人沉重的中国贫困人口分布图,14 个集中连片特困地区赫然在目,且大多分布在西南、西北等偏远地区。它们覆盖了全国大部分深度贫困群体,又都是位置偏僻、山大沟深的地方,一般经济增长无法有效带动其发展。究其原因,无外乎如下几个方面。一是自然条件恶劣。我国黄土高原和青藏高原的大部分地区、内蒙古高原的部分地区、几个大沙漠的边缘地区,土地贫瘠,干旱缺水;我国南方的石漠化地区,土层稀薄,水肥渗漏严重。这些地区都普遍缺乏基本的生存条件,这是贫困发生的根本原因。二是高山大川阻隔,交通条件闭塞。我国山地和高原占国土面积的巨大部分,交通条件改善的成本大于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家。例如,西南的个别地区至今还要靠铁索溜索过江,使得人员和物资的交流受到极大的阻碍。三是经济发展落后。在我国这样一个人均土地很少的国家,那些只靠农业生存的区域,农民生产和就业的途径较少,农民没有其他生存的途径,脱贫的困难很大。四是社会发展落后。教育、卫生、医疗跟不上,文化水平低,发展能力弱。这就使得因病因残致贫、老弱无人抚养致贫、缺少技能致贫、缺少资金致贫等情况经常发生。就说因病致贫,国务院扶贫办对全国农村建档立卡贫困户的一份数据分析显示,“疾病”在主要致贫原因中位列第一,占比高达42.1%,远高于缺资金、缺技术、缺劳力等其他原因。因灾致贫,也不容忽视。中国是世界上自然灾害最严重的国家之一,自然灾害种类多、分布范围广、发生频率高、破坏强度大、损失严重。特别是20 世纪90 年代以来,我国进入了新的灾害多发期,地震、洪涝、干旱、台风等自然灾害发生频繁。据不完全统计,20 世纪全球54 个最严重的自然灾害中,有8 个发生在中国。1990 年至2015 年的26 年间,中国平均每年因各类自然

    灾害造成约3 亿人次受灾,直接经济损失2000 多亿元。各种因自然灾害造成的损失呈明显上升趋势,因灾致贫、因灾返贫的现象比较突出。

    还有个问题值得我们警惕,也是非常紧迫的问题。如果把目光移向千里之外的沿海地区,你会发现,这里有着与中西部,尤其是老少边穷地区较为鲜明的对比,这里有全世界最密集的工厂和楼群,每天有无数的船只从繁忙的港口进进出出,连接起这个世界工厂和地球的每个角落。或许你会发出感叹,改革开放快40 年了,中国所创造的经济奇迹为世界所瞩目,区域经济格局也发生了一系列根本性变化,但东部与中西部、老少边穷地区发展依然存在较大差距。比如东部剩女、西部剩男的婚配难现象,分析其原因,除了经济外,还有啥?

    这种看似悖论性的经验现象,其背后的机制是什么呢?我觉得,这从更为广阔的时空层面反映出自20 世纪80 年代以来中国社会的转型和巨变。当然,差异的形成和扩展并非短期的、偶然的,也不是单一的,而是历史、自然、社会等综合因素长期演化的结果。差距也不是偏离历史发展轨道的奇特现象,而是符合历史发展规律的产物。为了缩小区域差距,国家也先后实施了西部大开发等战略。特别是西部大开发以来,西部地区进入了历史上发展速度最快、发展质量最好、老百姓得到的实惠最多的时期。然而,由于西部的特殊条件,东西部的差距在相当长一段时间内仍在扩大。这个原因,无疑也加剧了推进扶贫开发的紧迫性。

    黄承伟,国务院扶贫办全国扶贫宣传教育中心主任、研究员,长期从事全球贫困与反贫困、国际减贫与发展合作等领域的理论、政策、实践研究,一个充满人文情怀的学者型扶贫干部。他告诉我说:经过多年的努力,容易脱贫的地区和人口已经基本脱贫了,剩下的贫困人口大多贫困程度较深,自身发展能力较弱,越往后脱贫攻坚成本越高、难度越大。以前出台一项政策、采取一项措施就可以解决成百万甚至上千万人的脱贫,现在减贫政策效应递减,需要以更大的投入实现脱贫目标。采用常规思路和办法,按部就班推进,肯定难以完成任务。

    2012 年11 月,党的十八大在北京召开。报告首次正式提出:“综观国际国内大势,我国发展仍处于可以大有作为的重要战略机遇期。我们要准确判断重要战略机遇期内涵和条件的变化,全面把握机遇,沉着应对挑战,赢得主动,赢得优势,赢得未来,确保到2020 年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宏伟目标。”

    我注意到,党的十六大提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奋斗目标,党的十七大提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新要求,而党的十八大则提出了到2020 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目标。从“建设”到“建成”,一字之变,寓意深远:自己给自己设置倒计时,采取“最严考核”倒逼“精准脱贫”。这不是中国共产党向13 亿多人民的庄严承诺,不是中国共产党人的历史担当,又是什么?

    无疑,共和国脱贫攻坚进入到啃硬骨头、攻坚拔寨的冲刺阶段!

    历史的重任落在了共和国新一代领导人身上!

    足寒伤心,民寒伤国!作为新一届中国领导集体的核心、世界上最大发展中国家的领袖,习近平深知消除贫困、改善民生的重要意义。

    时光回溯48 年。

    1969 年1 月,年轻的习近平来到陕西延川县插队。在这里,他成为中国共产党最基层的干部——大队党支部书记。之后40 多年,他先后在县、市、省、中央工作,直至担任中共中央总书记。虽然他的工作地点和职务在不断改变,但他一颗扶贫的心却一以贯之,“扶贫干部”的身份从未发生过变化,贫困群众始终是他最牵挂的人,扶贫始终是他花精力最多的工作。

    在陕西延川县的梁家河工作时,他住过破旧的窑洞,种过贫瘠的土地,吃过干瘪的饭菜。作为村支书的他自费到四川学沼气池建造技术,回来打第一口沼气池子时甚至还溅得自己满脸是粪,但他成功带领村民建成了陕西省第一个沼气化村。

    在河北正定,时任县委书记的他顶着压力如实向上级反映问题,为农民争取到粮食年征购量减免2800 万斤。

    在福建宁德,时任地委书记的他推动挂钩扶贫的福安坂中畲族乡的公路建设,改变了当地“交通基本靠走”的现状。这里还是他第一部个人专著《摆脱贫困》的诞生地。他倡导“滴水穿石”的闽东精神、“弱鸟先飞”的进取意识、“四下基层”的工作作风,形成了一系列推进脱贫致富的实践探索和理论创新。无疑,宁德是习近平新时期扶贫开发战略思想形成的重要“策源地”和“试验田”。

    ……

    深度贫困地区是脱贫攻坚的“重中之重,坚中之坚”。担任党的总书记以来的近5 年时间里,从黄土高坡到雪域高原,从西北边陲到云贵高原,习近平走遍了全国14 个集中连片特困地区,来到祖国最贫困、最落后的地区,察真情、看真贫,为推进新时期扶贫开发工作指方向、想办法。贫困群众,是他心中深深的牵挂。

    2013 年11 月3 日至5 日,习近平赴湖南湘西考察。他来到花垣县排碧乡(现排碧乡与排料乡、董马库乡合并成双龙镇)十八洞村特困户施齐文家中看望,坐下来同一家人算收支账,询问有什么困难、有什么打算,察看了施齐文家的谷仓、床铺、灶房、猪圈,勉励一家人增强信心。就是在十八洞村,他做出“实事求是、因地制宜、分类指导、精准扶贫”的重要指示,并首次提出“精准扶贫”,要求扶贫要实事求是,因地制宜。他强调,要精准扶贫,切忌喊口号,也不要

    定好高骛远的目标。之后习近平又在中央扶贫开发工作会议上再次强调,要提反贫困工作的成效,必须坚持精准扶贫、精准脱贫,并指出:“扶贫开发,贵在精准,重在精准,成败之举在于精准。”2015 年6 月,他在贵州调研时,进一步将精准扶贫思想概括为:“扶贫对象精准、项目安排精准、资金使用精准、措施到户精准、因村派人精准、脱贫成效精准。”

    “精准扶贫、精准脱贫”战略既是针对长期制约因素的总攻,更是对新出现的问题的精确应对。

    ……

    2017 年6 月23 日,习近平在山西太原市主持召开深度贫困地区脱贫攻坚座谈会,听取脱贫攻坚进展情况汇报,集中研究破解深度贫困之策。这是他主持召开的第四个跨省区的脱贫攻坚座谈会。在这个会上,他说:“今天,我们召开一个深度贫困地区脱贫攻坚座谈会,研究如何做好深度贫困地区脱贫攻坚工作。攻克深度贫困堡垒,是打赢脱贫攻坚战必须完成的任务,全党同志务必共同努力。今年2 月21 日,中央政治局举行第三十九次集体学习时,国务院扶贫办准备了一个专题片,反映深度贫困地区问题,看到一些地区还很落后、

    群众生活还很艰苦,大家感到心里沉甸甸的。因此,我想请省市县三级书记来,研究推进深度贫困地区脱贫攻坚工作……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把贫困人口脱贫作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底线任务和标志性指标,在全国范围全面打响了脱贫攻坚战。脱贫攻坚力度之大、规模之广、影响之深,前所未有……”

    民生为上,不忘根本。

    进山区、走边疆、访老区、入海岛——通过一张蜿蜒曲折的扶贫路线图,我看到了中国共产党人的承诺与担当,领袖的大国情怀也跃然纸上。

    我在国务院扶贫办采访时看到了一组组令人赞叹的数据:2014 年4 月至10 月,全国扶贫系统组织了80 万人进村入户,共识别12.8 万个贫困村、8962万贫困人口,建档立卡、录入信息,实行有进有出的动态管理,把真正需要扶贫的人扶起来;2015 年8 月至2016 年6 月,全国扶贫系统又动员了近200 万人开展建档立卡“回头看”,补录贫困人口807 万,剔除识别不准人口929 万;2017 年上半年,国务院扶贫办组织各地对2016 年脱贫真实性开展自查自纠,245 万标注脱贫人口重新回退为贫困人口,建档立卡使我国贫困数据第一次实现了到村到户到人;2013 年至2017 年,中央财政累计安排财政专项资金2787亿元,年均增长22.7%;中央要求普遍建立干部驻村帮扶制度,期间全国共选派77.5 万名干部驻村帮扶、19.5 万名优秀干部到贫困村和基层组织薄弱涣散村担任第一书记,解决扶贫“最后一公里”难题;东部267 个经济较强县(市、区)结对帮扶西部406 个贫困县,中央层面共有310 个单位定点帮扶592 个贫困县,实施“百县万村”行动、“万企帮万村”等社会扶贫;还有数以万计的

    社会组织、民间组织、国际组织以及志愿者,都参与到了脱贫攻坚之中……

    积土而为山,积水而为海。按现行国家农村贫困标准测算,全国农村贫困人口由2012 年的9899 万人减少至2016 年底的4335 万人,累计减少5564 万人,平均每年减少1391 万人;全国农村贫困发生率由2012 年的10.2% 下降至2016 年的4.5%,下降5.7 个百分点,平均每年下降1.425 个百分点;2016 年,贫困地区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8452 元,名义水平是2012 年的1.6 倍,扣除价格因素,实际水平是2012 年的1.5 倍;2016 年贫困地区农村居民人均消费支出7331 元,与2012 年相比,年均增长11.7%,且连续四年保持两位数增长,扣除价格因素,年均实际增长9.6%……

    两年多来,我一直行走在远离繁华的深度贫困区,除了看到了这一组组喜人数据带给群众的喜悦与笑容,以及背后的复杂与艰辛、矛盾与纠结、泪水与汗水,我更深切地感知着中国人的勤劳勇敢与善良质朴,中华民族实现小康的历史大潮与老百姓的炽热情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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