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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话日本
来源:新浪读书  2017年11月20日 09:00: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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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内容简介

    都说“佛门清净地”,你可知日本和尚“花”到了饮酒食肉还结婚?都说日本人彬彬有礼,你可明白“有礼”背后的真实原因?都说日本人感情内敛,你可发现日本人从来不说“我爱你”?都说日本A片世界闻名,可年轻一代日本人面对异性为何普遍“性致索然”?…… 《马话日本》,打破刻板印象的桎梏,告诉你一个更加真实的日本。 “马话”所“话”之事,小可小至用语差异,细能细到衣食住行,异则异于文化之间,趣便趣在人情冷暖。文章既有让人忍俊不禁的调侃,也有十分耐人寻味的描述,在不经意间,勾勒出一幅生动温情的日本生活画卷。 本书每篇文章皆配有一幅简笔插画,均出自作者女儿之笔。画风谐谑,立意别致,父女之间的默契与碰撞在图文并茂之中显露无疑。 醉过方知酒浓,历过才是人生。三十余载异乡岁月悠悠,作者此番“马话”之经年轶事,皆为妙手偶得,如今集结成书,与君共赏。

    作者简介

    马挺,毕业于中国人民大学新闻系。曾任《中国教育报》、新华社北京分社记者、编辑。1986年到日本庆应义塾大学日语中心留学,后任该校地域研究所访问学者。其间进入日本上智大学新闻研究科,修完硕士(获硕士号)、并博士课程毕业。后在日本早稻田大学政经系任教至今。滞留日本三十余年。现任厦门大学新闻系兼职教授,教授《日本媒体的过去与现状》、《中日文化交流史》、《日本的古代传说和妖魔鬼怪》等课程。   2005年开始,陆续开始在《国际先驱导报》、《新民晚报》、《信报》(香港)、《明报》(香港)、《朝日新闻》、《星岛日报》等海内外媒体上发表有关中日关系的评论文章。并为《国际先驱导报》和《信报》撰写专栏。偶尔在凤凰卫视的时评节目中露面;2006年在《凤凰大讲堂》讲过《安倍晋三的政治谱系》。

    章节试读

    序二 日本的日常 解玺璋

    大约两三年前,马挺回国,我们见过一面,谈起他在国内一些报刊发表的日本文化随笔,觉得很有结集出版的必要。不久,就看到了他的这本《马话日本》。这是一本中日文化比较谈,虽说是比较,却没有非要比出个优劣高低、美丑善恶的意思,而只是就语言习惯和行为方式谈到两个民族的差异。我曾读过几本谈论中日文化的书,或捧日而贬中,或虽不贬中,却也把日本说得一无是处。这种书读过之后,总有些疑惑不能释怀。

    马挺笔下所呈现出来的日本则完全不同。在这里,日本表现为日常性,无论一种行为方式,抑或一个语词、一种说法,都是活在当下或以往的一种现象,他只是描述这种现象的特征和形态,并不加以褒贬,亦不带价值判断,体现了一个学者应有的客观、诚恳的素养。有时,他也会用自己的中国经验或知识背景,衬托一下他所讲到的日本的某些现象,读者则心领神会,中日之间的差异和差别瞬间了然于胸。

    日本文化与中国文化固有千丝万缕的联系,近现代以来,双方在不同的轨道上,经历了现代化的洗礼,两种文化的关系变得更加错综复杂。有些在中国或已消失的文化元素,也许就沉淀在日本的某些语词和生活习惯之中,现在还能隐约感觉得到,虽然某个汉字被当下日文使用时,已经不再保存这个汉字的本意。马挺在剖析这些现象时,总能将来龙去脉讲得清楚透彻。他的文章,短小精致,严谨而不失趣味,严肃而略显活泼,读来很是轻松。

    马挺与我有同窗之谊,我们共同经历了大学四年的同窗生活。当年的马挺就有一种对专业精神的强烈诉求。我们是学新闻的,记得有一次北京站广场凌晨发生了爆炸案,住在附近的马挺迅速赶到现场,进行采访,据说比新华社记者到得还早。上课前,墙报栏里已经贴出了他写的配有新闻照片的现场报道。我们读大学时,《读书》是大学生中最流行的刊物之一,其中有陈原先生谈社会语言现象的一个栏目,好像叫“在语词的密林里”,从社会学的角度,谈一些语词和语言习惯的变迁,很有意思。后来还出过一本《语言与社会生活》,也是陈原先生的作品,内容与《读书》中的文章相近。也许,我们曾一起谈论过这些文章和这本书,也许没有,记不清了。不过,读《马话日本》,我会时不时地想起陈原先生的文章,觉得马挺似乎是得了陈原先生的真传。当然,他既非陈原先生的受业弟子,亦非私淑弟子,这不过是我的联想而已。

    然而,二者在处理社会文化问题上,确有一脉相承之处,即都从语词与社会的关联入手,同时兼顾人的行为方式和风俗习惯,可谓深得文化三昧。何谓文化,有人或许以为,只有写成文字,印成书,才是文化。人们习惯把读了几本书的人称作“文化人”,就是这个意思。其实,文化有更广泛的涵义。书中第一篇,讲日本人在日常生活中不习惯以爱来表达夫妇或男女朋友之间的感情,有需要说“爱”的时候,只说“喜欢”。“求爱”也不用在男女之间,而只用在动物之间,男女则用“交际”。如果有人要跟你“交际”,就是向你求爱了。由此,作者说到一个习俗,下雨时,男士最好不要轻易邀请女士同用一把伞,而马挺作为老师,最尴尬的也是下雨时有女学生伸过伞来要与你同行。因为,在日本,自古以来就有在伞形记号下写上男女名字以示相爱的传统。

    在书中,我还发现,日本人的称呼也很有意思。比如“先生”是不能随便叫的,如果不是教师、医生、律师,叫人“先生”则涉嫌骂人“肮脏政客”。这种心理倒有点像我们这里不喜欢别人称自己专家。还有一篇说到日本人把学习称作“勉强”,在日本当老师,要学会“勉强”学生学习。意思是说,学生本没有学习的愿望,老师不得不强迫学生做他不喜欢做的事。其实,细想起来,以“勉强”为学习,也许正吻合了古人使用这个词语时的意思。古人认为,一个人,先是不知不能,可一旦有了知和能的愿望,就应当“勉强”。所以,董仲舒说:“勉强学问,则博闻见而知益明;勉强行道,则行日起而有功也。”

    举出这几篇为例,无非是想收窥一斑而知全豹、一滴水而见太阳的功效,余既先睹为快,何不做一个“处处志之”的渔人,给后来者一些方便。

    其实,再详尽的介绍,也可能挂一漏万、以偏概全,我也只能是尽一点绵薄之力,并以此为马挺新作的出版,表示一个老同学的祝贺。

    阴盛阳衰

    日本有一句话“亭主关白”,意思是丈夫(亭主)在家里专横跋扈。其实,这就是上一篇讲到的昔日日本男人的作派。在外边也是一样。

    有一部讲日俄战争的电影《日本海大海战》。最后,击败了俄国舰队的日本联合舰队司令长官东乡平八郎,走在路上,板着个脸,低着个头,凡人不理。而夫人捧着个小包,迈着碎步,跟在后面,替丈夫向致敬的路人点头哈腰,还礼不迭。这“跟在后面”有讲究:离开丈夫“三步”——不能太远了,又不能踩着丈夫的影子。

    不过,日本社会近年来是有些“阴盛阳衰”。男人如果再来这一套,就不太行得通了。

    以前日本男人是不买东西的。穿的、用的都由母亲或妻子给准备好。好容易跟妻子出去一趟,还是羞羞答答,应付差事。

    前几年,舆论提倡夫妇一块儿去超市买菜,就见到超市里,明显是夫妇,却若即若离。老公好容易陪着来买一次菜,妻子当然兴高采烈。拿起一件商品,明知故问:“我说他老爸,这是不是比平时便宜啊?”丈夫哪有每天逛超市的妻子精明啊,背着手,头也不回: “嗯嗯,就是它吧!”赶紧左右看看,生怕让熟人撞上。老婆还没付钱呢,就赶紧出门,躲得远远地抽烟去了。

    年轻人却是另一番情景。男的拿着筐,女的挑东西,两人还时不时凑在一块儿计算价钱,会意地交换一下眼光——这一定是新婚夫妇或同居的恋人。要是碰上几个男孩子,拿着个单子,一窝蜂似的照章购物,而且以熟食和炸土豆片等等为主的,那一定是为了开“party”,从不会做菜的女孩子那里领了任务来的。

    日本崇西洋已久,但就是一样事情推行不开——“lady first”。男女上街,那一定是女的拿着大包小包,有时还得背着个孩子,再牵着个孩子,狼狈地跟在空着手的男人后边小跑。

    但最近年轻人之间也在开始模仿“lady first”。由于未谙真谛,往往有些滑稽。闹市街上,女子短裙高跟,昂首阔步,黄发“少年”,跟在后边,手里捧着个锃光瓦亮的手袋——殊不知,女人的什么东西都可以帮着拿,就是这随身的挎包、手袋是“神圣不可侵犯”的。

    其实,日本女性也不习惯被“first”。你给她开门,她千恩万谢;你让她先进电梯,她还要说一声“老师,真绅士啊”;一块儿走路,总是要走在你的外手(有车的一侧)。这一点,国内年轻女士似乎也不懂。一位女性来日本研修,带她上街,就非要走在靠马路那一边,挡都挡不住。

    当然,真正的日本绅士不是没有。据说,前任首相福田康夫,至今(应该是当上首相为止吧)和夫人上街还要手拉手呢!现任首相安倍晋三,首次出访中国,牵着昭惠夫人的手下舷梯,亦是开日本“外交史”之先河。

    我的“甲级战犯”们

    学生评价我“对一年级是‘神’;对二年级是‘鬼’”。从学校评价教师的网页上,引用以下一段作证:

    “(马老师的中文课)二年级,作业太多,真够呛。一年级好像还可以。不过,因为发音不好,让老师盯上的人,就被认定为‘甲级战犯’,每次课上都得被点名背课文,可怕!”

    这是事实。

    日本学生学外语,大多有一种错觉:只要按日语的罗马字母去读(如英语),或用假名标记读音(如汉语),就可以了。可是读出来都是日语味儿。用日文假名标中文读音,在我的中文课上是从一开始就严令禁止的。而且,针对日本人学外语,只重视语法、翻译,不顾及口语、会话的毛病,我则要求他们多说多背。

    可是总有那么几个学生,就是不听你的。上课不张嘴,下课不复习,叫起来一问三不知。所以,我每次上课都要小测验。对日本学生来说,写汉字没有大问题,语法也不是太难。小测验的内容就是背上一次学过的课文。

    学生们摸准了我是按名册顺序叫,估计快叫到自己了,前一天才开夜车复习。可是,老师哪能让学生给琢磨了!突然来个无规律点名,就有人背不下来,那成绩就是不及格。得了不及格,以后每次都要被叫到——这就是我班上的“甲级战犯”——直到某一次得到满分,才能摘掉“甲级”帽子。“杀”一儆百,定下几个“甲级”,每次一上课就先叫他们背诵。每课必背也就成了全班的“共识”。

    “甲级战犯”不能定得太多。课文都是两人的对话,一次课顶多考上三四对。每次光叫“甲级”,就没有时间考别的学生了。有时碰到背得不顺畅的,就先警告一下:“下次再背不好,就送你去××神社!”

    还有跟我讲价钱的:“老师,别给我定‘甲级’吧!”“那就‘乙级’!”“‘乙级’也不行,不是照样……”,还用手在脖子上比划一下。别看这些学生不爱谈论过去,但也很明白,历史上“乙级”和“甲级”一样是受极刑的。

    带“甲级”帽子的往往是坐在教室最后,一上课就睡觉的男孩子。但去年也有一个女“甲级战犯”。她上课倒是一直坐在前排,也没有不努力的样子,可就是背不出课文来。“缓刑”了一次,还不行,只好定为“甲级”。

    女孩子脸皮薄,每次叫她,都紧张得不行,四声念不准,总是背不好。开始大家还笑,但看到我绝不退让,每课必叫,渐渐都为她捏把汗。她也下了工夫,终于在临近期末时得到了“优”。当宣布她可以离开“××神社”了时,她竟兴奋地举手作了一个“pose”,引得全班为她鼓掌。而期末考试她居然得了“优+”(早大称为“秀”)。这在我中文课“甲级战犯”史上,还是前所未有的。

    日本人的送礼

    到日本先要租房。要租房就要先知道日本人送礼的习俗。

    入住某公寓后,应该先向左右两邻(最好包括上下)送礼,申明自己是刚刚搬进某层某号的某某某,从今以后将多有打扰,请多多关照。对方会说,也请多多关照。此厢递上一份小小的礼物:“实在是没有意思的东西,万望笑纳”云云。

    礼物内容最好是“没有意思”的,切忌昂贵豪华。一条普通的毛巾、一小包茶叶之类就可以了。如是日本人,从家乡出来,也可以是一点儿家乡特产。对方如有准备,就会顺手回送一份。否则也会很快上门回礼。可能是一副(或一对)碗筷、茶杯等。

    当然也会有“重礼”。比如你的“保证人”,或是受人之托来关照你的人,就会送你一两大包东西。里边可能有毛巾数条、袜子几双、床单被单、食器筷子茶具一两套(副),甚至还会有炒菜锅之类。贴身的东西都是新品,锅碗瓢盆就有可能是用过的。但是日本人用的仔细,就像新的一样。这些东西在日本人看来,不算礼物,只是帮助你度过最初难关的生活必需品罢了。不会专门为你去买。只不过送来送去,多出来的。

    起初对送来的袜子之类颇不以为然。但不想,在凉飕飕的榻榻米上,穿着尼龙丝袜子,脚会抽筋。这才知道日本人送的厚实的日本袜套之好处。

    在日本,捡到有价证券,交还失主,是有权要求其中百分之三十为报酬的。如果拾者放弃,失主也应该送礼致谢。

    一次丢了钱包。警察署来电话通知,有人捡到了。领取时,警察说,捡拾者放弃要求报酬。然后就欲言又止地看着我,大概是在斟酌是否要告诉这中国小子日本的习惯。我马上问对方的地址。他似乎松了一口气,拿出早写好地址的纸条给我。

    出了警察署,马上买了一盒点心,按照地址敲门道谢。门开处,露出一张老大不愿意的脸。堆笑说明来意,递上点心,谢谢声未落,门已经关上了。后来丢了名片夹,也拿到了地址,踌躇良久,最后还是没有上门送礼。

    一天下午回家,在自行车棚里,看到一个钱包放在一辆车座上。打开查看,银行卡的名字是“佐佐木”。然后就在公寓的信箱上找到“佐佐木”的房号。

    敲门。“谁啊?”“佐佐木先生家吗?我是×××室的×……”“什么事?”门开处,妇人一脸不高兴。“您没丢什么东西吗?比如钱包……”“啊~”,回身一找,转过头来已是满脸堆笑。递上钱包:“请查看一下吧!”

    妇人接了钱包就往屋里跑。我知道她是去找礼物的,“不必了”,抽身就走。到家一分钟,就有人敲门了。那妇人送来一瓶威士忌,好像还是不错的品牌。我不喝酒,但又推脱不掉,至今放在家里,等机会转送别人。

    后记

    我写东西时,总觉得脑后有一双眼睛在盯着我,那是先父的眼睛,让我不敢有丝毫懈怠。先父是严父,又是我永远的老师。他的正直、严格和缜密,他的做事绝不苟且,一直是我人生的镜子,鞭挞着我。他对日本的见识之准确、深刻,使我在赴日后的三十多年中,受益匪浅,成为我衡量自己、看待日本的准绳。

    母亲刚柔相加,知我入微,从笔就是她的点拨。直到晚年,她还不失对周围一切的好奇心和执著探究。这种性格肯定是影响了我的。在这本书执笔之前,我正处于一段沉沦。一天,母亲突然叫起我的乳名说:我看,你应该还行!这一猛掌,可以说是“马话”的催生剂。

    除了父母,一生紧要关节处,都能遇到好老师,也是我的幸运。启蒙的严卫勤老师(已去世),让我明白了对人要如何地真诚。小学五、六年级的班主任吴景田老师,刚刚师范毕业,就当了我们这一全校有名乱班的班主任。他投注全身心的热情和能量于我们,尤其善于发现学生的长处而发扬之,可谓既是严师,又是诤友。不但使我们班能以全校最好的成绩毕业升学,而且让我们这群从七岁就开始在一起的孩子们,至今不失联络,每年都要在老师身边团聚。我想告诉他,我之所以敢于写点东西,就来自他语文课上给我打下的信心。而且,我现在给学生“面批”作文,就是从他那里学到的。

    日本学生说我的中文课有意思。殊不知,教法中很多都来自我中学的英语老师张永彪。他后来成为新中国第一批联合国同声传译。

    蹉跎十年,始得上大学。大学的老师们,把积攒了多年的知识,一下子喷薄出来,倒给我们。汤世英老师的新闻写作课,郑兴东老师的新闻编辑学,不但对我后来工作有颇大裨益,而且成为在日本读研、写论文的理论基底。周声亚老师授王力先生四册《古代汉语》,是密度最高的课程。他课上讲话不重复,铃响开讲,讲完正好响铃——我模仿了几十年而不及。

    后来,我到日本庆应义塾大学学日语。日本语中心斋藤修一教授的课,让我明白,外语课也可以教得如此深邃而引人入胜。

    这些似乎与“马话”无关。但我知道,我书中的每一个字,都是在师长们为我准备下的“键盘”上敲打出来的。

    我三十多年的朋友,庆应义塾大学中国问题专家驹形哲哉教授,仔细看过“马话”大部分的稿子。他的意见可谓中肯。另一位日本同事,中野清老师,研究柔石,他是典型的江户子(类似中国的“老北京”)。听他讲日本人,真是入木三分。远在九州,未曾谋面的龙升先生,熟知日本历史、民俗,亦多有示教。

    还有我中日两边的学生们,他们告诉了我作为非日本人几乎不可能了解的日本人的内心,为我指出了久违的中国年轻人与我之间的代沟。在杀青前,还有不少学生通读了书稿,提出了他们的意见和看法。由于没有得到学生们的同意,这里各取他们称呼中的一个字,以表谢意:雪、狼、切、鸽、一、方、心……。

    让女儿马维给“马话”配画的设想,是从她给我自编的初级汉语教材插图而来。她自两岁来到日本,大人很少有时间陪她玩。她也不闹,就自己看书看电视,当然都是绘本、漫画、动漫。而且往往一边看一边在纸上划拉着什么。我搞翻译,家里到处是纸。但不知为什么她却都是画在废纸上,从来没有用错过纸。搬家时,却在桌子背面,犄角旮旯,发现她的各种“作品”:小人、虫子、妖怪……当时哭笑不得,但后来却可惜没能拍下照片留念。

    编好的教材,试着让她插图,没想到她往往不是循内容图解,而是用一个小女孩的眼光,把人物表现得稚嫩而顽皮。我也就这么用在教材上了。日本学生看到,显得很感兴趣,甚至上课不看文字内容,光用彩笔给插画上色……

    原来,日本的小学,是有专门供乱写乱画的“涂鸦本”发给学生的。

    本书的稿子连载时,我设想的专栏名称是“东瀛尴尬记”,但她不同意。问她的意见,“‘马话日本’不好吗?”就此定了下来。

    她当时画插画已可信手拈来。每次我都只将文字稿给她,不对插画作任何要求。而她画出来的,不是对文字稿的单纯图解,而是以她特有的观察角度和形象思维,来表达自己对同一话题的独特看法。想来,不光是孩提时期的种种印象,就在她回国完成从小学到大学的学业期间,也一直没有放弃过对日本的观察和思考。

    更可贵的是,她插画的戏谑、调侃风格,并没有随着之后接受正规的美术教育而磨灭。每回她发来的配画画稿,都让我忍俊不禁,但其中的“笑点”,也许只有我们父女之间才能真正明白吧。

    《马话日本》历经十年,终于付梓。2008年,我的记者前辈张焕利,把我介绍给《国际先驱导报》编辑张威威。她读了我的三篇样稿,当场决定设专栏连载。现在书中有六十余篇,就是当年开始作为专栏于《国际先驱导报》上连载的。向张威威编辑和“导报”陈浩主编致谢!

    “马话”专栏连载之后,曾有结集出版的计划,因故未果。去年,此稿得我大学同学解玺璋及东方出版社编辑陈卓先生垂赏,遵嘱补至八十一篇,书成。谨致谢意!

    执笔至今,倏忽十年,当时的心境已很难找回,日本和日本人的现状,亦不可同日而语。前后有不连贯及重复、矛盾之处,只好请读者原谅了。

    发表过的稿子,除错别字,基本按原稿刊出。当时理解有误,或时过境迁的,另加注说明。每篇正文一千字整,是我给自己定的规矩。

    感谢老友《凤凰卫视》评论员何亮亮和老同学解玺璋,应允为本书作序。

    恐挂一漏万,在此向直接、间接帮助、指教过我的各位,一并致谢!

    马挺

    2017-05-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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