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快递中国
来源:新浪文学  2017年11月06日 09:41: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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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内容简介

    《快递中国》以中国民营快递公司“三通一达”(即申通、圆通、中通、韵达)的发展为脉络,揭示了这几家快递公司如何以超速度冲入“中国快递*集团军”,并创造传奇的内幕。

    浙江桐庐县歌舞乡(现并入钟山乡)聂腾飞、陈德军、聂腾云、赖梅松,横村镇的喻渭蛟等农民,放弃几亩薄田,毅然走出深山,以农民特有的质朴、辛勤、执着和智慧,创建了名震四方的“三通一达”,谱写了21世纪的一个商业传奇。作品展现了中国民营快递这个特殊群体迅猛发展的缩影,诠释了中国新一代农民的梦想和辉煌。他们创造了一种全新的互联网 快递运营模式,改变了现代人的生活。

    两位作者创作本书的过程中,采访了中通董事长赖梅松,申通董事长陈德军,圆通董事长喻渭蛟,韵达的副董事长陈立英,以及各公司部门主管、分公司总经理、网点经理和普通员工近百人。本书用时两年精心写就,创作严谨,事迹感人,极具阅读价值。

    作者简介

    朱晓军:教授、编审、一级作家,在《当代》《中国作家》《北京文学》等报刊发表报告文学、散文约三百万字,作品多次入选“中国当代文学*作品排行榜”、“中国年度报告文学年度选”和《中国文学年鉴》,出版长篇报告文学《高官的良心》《一个医生的救赎》《让天说话》等11部,先后荣获鲁迅文学奖、新中国六十年优秀中短篇报告文学奖、中国短篇报告文学奖等奖项。

    现任教于浙江理工大学,中国作家协会会员、杭州市作协副主席、中国报告文学学会理事、中国纪实文学研究会理事。

    杨丽萍:家庭期刊集团副总编辑,浙江工商大学兼职教授、硕士生导师,在报刊发表报告文学、散文近百万字,曾荣获北京文学奖等奖项。

    章节试读

    第一章 没鞋穿的“赫尔墨斯”

    1. 地平线下的起步

    2002年5月8日,上海。

    外滩海关的大钟敲响9下,普善路290号的鞭炮就“噼里啪啦”地响了起来。这地方的交通极为便利,吸支烟就可以步行到上海火车站,去上海长途汽车总站也只有三四百米的样子。想想就知道这地方肯定是熙熙攘攘,去赶车的,去接站的,卖水果饮料的,开餐馆旅店的,特别热闹。

    硝烟若雾渐然散去,一块牌子——“中通快递”出现了。

    早在几个月前,小道消息像秋风扫落叶般刮遍长三角的快递江湖——有个做木材生意的大老板要注资2000万元做快递了。那些还蹬着自行车在街头乱窜的小快递公司感受到了寒意。投资2000万元做快递绝对是大手笔,在此之前还没听说哪位老板有如此魄力。

    没有花篮,没有剪彩的领导,没有同行恭贺,也没有记者摄像和采访的开业仪式,有点自娱自乐的味道。“中通快递”这块牌子注定是不会引人注目的。在上海滩这地方不知有多少家公司随着黄浦江面的朝阳升起而诞生,不知有多少家公司随着夕阳西下而倒闭,犹如黄浦江的浪,一浪接一浪打过去,有几人留意哪些浪花出现,哪些浪花消失?何况快递公司已多如牛毛,不要说这种在百十来平方米简陋院落、数家公司像罐头里的沙丁鱼似的挤在一起的小公司,即便是“南有顺丰,北有宅急送,东有申通”之美誉的申通,在国外巨鲸、国内大鳄逐鹿的上海滩上又算得了什么?充其量不过一尾小鱼,像中通这样新成立的公司只能算是鱼苗,甚至鱼卵。

    历史往往是不以人们的意志为转移的,有时被认为具有划时代意义的时刻,却被岁月轻而易举地就抹去冲掉,连一丝一缕的痕迹都没留下;有时我们没有在意,历史却提示这是伟大的时刻,时代在那里出现拐点,发生了上行。

    这一刻,在中国快递史上有着重要意义,随着中通快递的成立,“三通一达”全部出线。它不仅改变了中国民营快递的格局,而且发展速度在中国快递界也是首屈一指的。

    赖梅松的目光不仅充满激情与期待,甚至还有一种挑战。这位32岁的年轻人穿着一双已很少见到的布鞋,长得敦敦实实,留着寸头,皮肤微黑,说话声不高,却丁是丁,卯是卯。他跟上海滩那几家有点实力的民营快递老板——申通的陈德军、韵达的聂腾云、圆通的喻渭蛟、汇通的徐建荣都来自一个县——浙江桐庐。他与陈德军、聂腾云不仅是同乡,还是歌舞乡中心学校的校友。另外,他和陈德军,以及喻渭蛟的夫人张小娟还是同班同学。他们这些农民是从同一个山沟沟,顺着同一条山道走出来的,不仅走进城市,也走进同一行当。

    那年头,有实力的人是不做快递的,陈德军和喻渭蛟过去是木匠,最初的想法是投身于装修行当,没想到在那条河沟里苦苦挣扎了好几年,不仅没赚到钱,还债台高筑。走投无路时,像《水浒传》中的林冲被逼上梁山一样,做了没合法身份的“黑快递”。他们麾下的员工大都是“三无”(一无资金,二无专长,三无出路)农民,他们有着对美好未来的向往和追求。

    传闻往往不是空穴来风,尽管随便抓起来拧拧,或多或少总能拧出水分,将那滋润而饱满的传闻瞬间变回抽缩、枯萎和干瘪。传闻中投资2000万元做快递的老板就是赖梅松和站在他身边的三位合伙人,其中的两位是他的同学和发小——赖建法和商学兵,另一位则是多年的客户,现已成为挚友的浙江均碧古建筑工程公司董事长邱飞翔,实际投资远没传闻那么多,仅50万元,是传闻的1/40。他们兄弟四人各占1/4股份。

    这点儿投资对身价700多万元的赖梅松而言不过是试试水,不,是试试剑。你假若不将别人视为竞争对手,你就无法知道对方的实力,也不清楚自己有多大能量。让他充满信心的是“别人能做好,我也能做好”,与其说他挑战的是对手,还不如说他挑战的是自己。

    50万元投资,花几万元买辆金杯面包车,以1.8万元的租金租下四个房间:一楼两间,一间做营运网管,一间做客服;二楼两间,一间做董事长与总经理办公室,里边摆两张办公桌,赖梅松白天在那儿办公,晚上两张桌一并就是他的床;一间做财务室。简陋,自然是简陋得不能再简陋了,这无法与他在杭州木材市场的5000平方米场地相比。他没有破釜沉舟,还给自己留条退路,也许试过后发现这不是自己的菜,或不是自己想要的,也就像徐志摩说的“悄悄的我走了,正如我悄悄的来,我挥一挥衣袖,不带走一片云彩”,返回杭州木材市场,继续做他的木材生意。

    就是50万元的投资,在桐庐快递圈中也是前所未有的。中国民营快递起始于1993年,邓小平发表南方谈话的第二年,改革开放的油门被这位总设计师一脚踩到底,这个古老的、习惯于四平八稳的民族重视起了速度,将速度提升到了机遇、财富和生命的位置。像雷军比喻的站在风口的猪,一头接一头,不,而是一拨儿接一拨儿,一批接一批地飞了起来。

    新成立的公司像原子弹蘑菇云似的发展,北京市的营业执照发光了,不得不从天津紧急调进一万张;深圳国际贸易中心大厦一层25个房间,挤进20多家公司,甚至一张写字台就是一家公司;浙江的民营公司突破了150多万户,外贸公司占相当数量。杭州的外贸出口要到上海办理出关手续,想不误出关就必须在次日将报关单递交上海海关。站在今天的角度来看,报关单可以通过特快专递寄送,当时中国的快递仅有一家,即中国邮政的EMS,EMS的特快专递充其量只能称为“专递”,称不上“特快”,从杭州到上海要隔日达,寄出的第三天上海那边才能收到。快递指望不上,外贸公司只得派人送递。

    聂腾飞和工友詹际盛发现了商机。聂腾飞是桐庐县钟山乡夏塘村人,在歌舞乡没并入钟山乡那时,他和赖梅松就是同乡,而且两人在歌舞乡中心学校读过书。他比赖梅松小两岁,也低两届。17岁那年,聂腾飞初中毕业,怀着“走出大山,过上好日子”的梦想来到杭州的一家印染厂打工。

    对进城务工的农民来说,出人头地的机会是不多的,他们一旦发现就会死死抓住,不像大多数城里人那样嘴巴说说也就拉倒了。21岁的聂腾飞算了一下,当时往返上海的火车票要30元,送一单收取100元的话就可以赚70元;收两单去除30元车费能赚170元,倘若三单四单,或者更多呢?这位月薪仅有40元的年轻人热血沸腾了,决定成立一家代人出差的公司!

    办公司需要投资,聂腾飞家里盖房子欠下的债还没还上,母亲生病住院又花掉不少钱,弟弟聂腾云还在浙江商业学校读书,哪有钱办公司?浙江农民最大的特点就是有胆识,有魄力,看准的商机绝不轻易放过,哪怕是砸锅卖铁也要抓住。他们还有一个特点,只要有人发现商机,亲朋好友都会借钱给他,让他去拼去搏,去发展。据现任韵达副总裁的周柏根回忆,聂腾飞发现商机后找过他,想跟他合伙办公司。他们两家是世交,周柏根比聂腾飞大六七岁。那时,周柏根像赖梅松似的在做木材生意,年收入二十来万,怎么可能丢西瓜捡芝麻,跟聂腾飞“代人出差”,去做那看上去不大靠谱的公司?聂腾飞见合伙不成就提出借钱,周柏根二话没说就答应了。

    聂腾飞的父亲聂樟清也称得上见过世面的人,在野战部队当过高射炮兵。一个能给儿子取名为“腾飞”、“腾云”的父亲,你想他人心气有多高?他和老伴都力挺儿子,帮助筹钱。据说,聂腾飞筹了3万元,詹际盛筹了5000元。1993年8月,他们在杭州市湖墅南路沈塘桥附近租了一间巴掌大的小屋,创办了盛彤公司,聂腾飞任经理。

    聂腾飞的生意越做越大,不断扩张,从杭州到上海、宁波、慈溪、无锡、南京……

    这一年,在广东顺德某印染厂打工的王卫也发现了商机,印染行业在批量生产前要先给客户看样品,客户中有部分港商,这麻烦就大了,需要报关和邮寄,一来一往至少要一个星期。厂家为节省时间就找人挟带。如恩格斯所说,有利润的地方就有资本介入。于是,专业“挟带人”出现了,这些人拽着拉杆箱往返于香港与大陆。24岁的王卫拿着从父亲那儿借的10万元,跟几个朋友成立了顺丰速运公司。

    聂腾飞、詹际盛和王卫,这三人有共同点即均为印染行业的“70后”,这到底是巧合,还是有必然联系呢?在十几亿人中,为什么他们仨发现了这一商机,并且牢牢地抓住了?

    聂腾飞与詹际盛在第二年就产生了分歧,分道扬镳。詹际盛跟弟弟詹际炜另立山头,创办了一度名震快递江湖的“天天快递”。

    1997年10月,聂腾飞车祸身亡,他妻子的哥哥陈德军接过由盛彤改为申通的公司,聂腾飞的弟弟聂腾云与父母退出,在1999年8月8日创办了韵达货运有限公司。当时,他们拥有宁波和慈溪两个网点,凭着这两个网点的收入撑起了韵达。

    2000年,喻渭蛟领着17条好汉杀入上海滩,创办了圆通。当时,他兜里仅有借来的5万元开办费……

    那时,中国民营快递的特点即投资少,门槛低,像种下的大豆,两个豆瓣要凭自身的生命力顽强地从泥土中拱出来。在国外快递巨头的眼里,这是不可思议的。31年前,也就是赖梅松出生的第二年,弗雷德里克·W. 史密斯——耶鲁大学的毕业生、美国海军陆战队的退役中尉,斥资9600万美元在小石头城创办联邦快递,第一次试运行就动用了6架飞机,正式持续营运动用了14架达索尔特鹰式飞机。

    中西快递是不同土壤生长出的果实。弗雷德里克·W. 史密斯自豪地说:“我们就是计算机时代的赫尔墨斯!”赫尔墨斯是希腊神话中的宙斯与阿特拉斯之女迈亚的儿子,是奥林匹斯十二主神之一。他身着长衣和披衫,手持盘蛇的短杖,穿着有翅膀的凉鞋,行走如飞,是诸神传送信息的信使。据说,他还是商贾和贸易之神,他的雕像往往是手里拎着钱口袋。可以说,他是希腊神话里“唯一合法”的、任何神也颠覆不了的快递。

    在中国神话中,似乎还没有像赫尔墨斯这样的信使,也许在中国人眼里,神什么都知道,是不需要像人类这样传递信息的,即使需要的话,也绝对不会像赫尔墨斯那样穿双带有翅膀的鞋子,那是对神的亵渎。《西游记》中的孙悟空一个跟头就翻出十万八千里,既没有西方天使的翅膀,也没有赫尔墨斯那样的鞋子。由此看来,西方的神与东方的神有着巨大的差异,甚至说,他们的神是有条件的,赫尔墨斯只有穿上那双鞋才是神,中国的神是无条件的,是真正的神。

    聂腾飞创办盛彤时,不要说飞机、汽车,连摩托车和手机都没有。1993年,周柏根到杭州看望聂腾飞,聂腾飞推着一辆除了铃不响哪儿都响的破自行车,车的前筐有几封待送的信件和两个包裹。聂腾飞歉意地说:“你在这里玩一下,我去送一下快件,等我送完陪你吃饭。”

    据周柏根回忆,那时的盛彤设在一间不大的出租屋里,房间里除桌椅之外,还有一个沙发,聂腾飞就住在公司,日子特别清苦。

    韵达创业初期,没有车,仅有一部移动电话,为聂腾云所用。张家港发生扣件事件,周柏根要连夜赶去,为便于他跟总部联系,聂腾云把手机借给了他。

    圆通创业时全部家当是两辆自行车和两部电话。

    这既是文化的差异,也是经济的差异。在西方,能做快递的人往往要财大气粗,要像弗雷德里克·W. 史密斯那样买得起飞机,还不是几架,要几十架;在中国,做快递的是那些穷得只剩下使不完的力气和“过上好日子”梦想的农民,以及像陈德军和喻渭蛟那样债台高筑,寄希望于做快递赚钱还债的人。

    在中国,像弗雷德里克·W. 史密斯那样拥有名校文凭、飞行员执照,以及跟别人合资两年就能赚25万美元的人会做快递吗?答案只有一个:不会!在中国,只有像聂腾飞、陈德军、喻渭蛟和赖梅松这样的农民才会做快递,或者说,只有这些付得起常人付不起的辛苦的农民才能吃这只“螃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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