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乐府民歌:“旧瓶”可以酿出“新酒”
来源:解放日报  2017年08月16日 09:31: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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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诗歌,是中华民族的儿歌。

    一个人,一个族群,都需要有一个叫作“诗”的东西来表达自己、抒写情志、传递心声。从《诗经》开始的歌唱,是华夏大地觉醒的摇篮曲,是中华民族的儿歌。

    唐诗专家闻一多指出,世界上有四个“诗歌的国度”:中国、印度、以色列和希腊。在公元前1000年前后,差不多同时抬头唱起歌来。中国不仅是世界上的文明古国,而且是一个“诗性的民族”。它是比汉民族的“围墙”——长城伟大得多的民族根基和至尊灵魂,不用砖就可以垒得起来。

    下面我们重点介绍的“乐府民歌”,主要是指汉魏六朝乐府民歌。它们和古老的北方《诗经》、南方楚辞一样,都是中国诗歌的原典,蕴藏着中国最早的诗歌母题、感情模式、诗学意象和音乐性元素。

    一代一代传唱 劳动恋爱和生命之歌

    抒写情志、传递心声的文字与音乐结合起来,就形成乐府诗的原典。乐府原是一个音乐机构,从秦代开始就有设立。汉继承秦的做法,也设立汉乐府机构,同样做采集民歌、文字加工、配置乐曲和训练乐工的工作。

    民歌采集以后,乐官把它们分类:第一类叫“鼓吹曲辞”,又名“短箫铙歌”,是汉初从北方民族传入的北狄乐补写歌词而成;第二类叫“相和歌辞”,是各地采来的俗乐,配上“街陌谣讴”的创作,是汉乐府五光十色的精华。第三类叫“杂曲歌辞”,其中乐调已经失传,无可归档,自成杂类。

    响在汉乐府里的背景音乐,一是来自秦国的音乐,二是来自楚国的音乐。汉乐府之所以绕梁三日、感人至深,就是因为这些音乐曾经经过秦娥、楚女纤手的拨弄和樱口微启的歌唱。

    随着时代的发展,体制上的乐府机构已然消亡。但当时采集来的田野、巷陌民歌仍然清新纯朴,像原野上的花一样新鲜活泼,具有生命力。它们采来时还说着方言,还带着泥土的新鲜,在中国诗歌史上春意盎然。例如,吟唱“江南可采莲,莲叶何田田”的《江南》。

    但可惜的是,这些汉魏六朝乐府民歌基本上没有作者——他们都“失名”了。其实,每首诗的作者都是有名字的。也许采集时,个人服从了郡县长官的意志;也许有人不愿署上自己的名字,或是乐府部门有所规定,因此在历史长河中集体消逝了。

    我们只能想象,当年在江南莲塘的合唱里、在冀北秋风的马背上、在落魄失意的下层文人中间、在前往洛阳令人疲惫的黄土路上,这些无名氏一代一代地传唱他们劳动的歌、恋爱的歌、生命的歌。隔着琥珀般透明的语言,纤毫毕现地让我们看见其中蕴含的社会精神和人之情思。

    现代理念说,阅读文学作品有三要素:一是作者,二是文本,三是读者。三者缺一,就会有问题。缺了文本,无诗可读;缺了读者,就像没了观众;缺了作者,“知人论世”就无法进行。但是,历史保留下来的这些乐府民歌是那么美丽、那么有生命力。2000年以来,仍然音韵悠扬,传到我们的心里……

    汉魏六朝乐府 描绘不同地域的景与情

    汉魏六朝乐府民歌,是包含了南北不同地域、不同时代、不同风格的原典。

    我们现在读来自社会底层的汉乐府,觉得它继承了《诗经》的传统,风格质朴、清新、刚健,有强烈的现实感和针对性。篇篇都是班固说的“代、赵之讴,秦、楚之风”,都是“感于哀乐,缘事而发”的精品。

    那是爱与恨、生与死的交织,是悲伤和欢乐的歌唱。富人家黄金为门,白玉为堂,堂上置洒,妻妾成群,锦衣玉食。穷人家则《妇病行》《孤儿行》,妇病连年累岁,垂危之际把孩子托付给丈夫;病妇死后,丈夫不得不沿街乞讨;遗孤在呼喊,母亲在痛哭;孤儿受到兄嫂虐待,饥寒交迫,在死亡线上挣扎。穷途末路之际,戏剧般地出现了《东门行》,拔剑而起,走上反抗道路。

    假如杜甫的“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是继承汉乐府,作了人间贫富悬殊、反差极大的对比,那《红楼梦》中贾府的“白玉为堂金作马”,至少在语言上学的就是汉代富人的做派。

    汉乐府民歌之所以是原典,主要因为它的内容和主题成为后世的母题,几乎每一篇都确立一种母题。许多艺术方法,是历代文学顶礼膜拜和取法的对象;其现实主义精神,影响了许多后世名家。

    再来看南朝乐府民歌,它像是江南女子专情的歌。南朝乐府民歌的产生,是南朝农业、商业、交通、手工业的发展结晶,是娱乐歌舞的需要,亦是帝王的提倡、贵族的好尚。同时,它也与当时流行的绘画、书法、音乐、棋艺的日益细密、日益精湛相表里。

    沿长江生活、喝长江水长大的人,生命里有水,细胞里有水,性格里有水,诗歌里也有水。这就决定了南朝乐府民歌的风格。

    南朝乐府民歌一言以蔽之,是一个“情”字。我们不必问,里面的“情”是不是符合道德规范;也不必问,是不是配偶之间的爱情。我们只需问,诗歌作品里的“情”,是否真挚,是否纯真,是否无邪,是否痴得感人。

    在宋词里,江南的青山绿水,同时化为美人的灵动和眼睛里的湿润。歌如眉峰聚,诗是眼波横,都是媚眼盈盈的江南。因此,今天的江南文化、江南文学,可以说是在南朝乐府民歌中才开始奠定成型的。

    北朝乐府则在辽阔的草原和大山的背景下展开,唱出了许多歌颂勇武、格调悲壮的民歌。那是长期处于混战状态的北方各民族的歌唱,多数为北魏、北齐、北周时期的作品。一方面,四季是美丽的,人民是刚健的,牛马是欢腾的;另一方面,战争、徭役、流浪、流离失所以及白骨无人收的场景,也是歌曲的主旋律之一。

    心灵绽放的美丽上 南北朝乐府民歌是相同的

    比较来看,汉乐府反映了尖锐的社会矛盾,南朝乐府属于女子专情的歌唱,北朝乐府则在有限的篇幅里,表现了广阔的社会生活。北朝乐府歌颂北方民族尚武的刚健,歌颂英雄,歌颂战斗与牺牲的精神。

    最著名的是《敕勒歌》:敕勒川,阴山下,天似穹庐,笼盖四野。天苍苍,野茫茫,风吹草低见牛羊。这首传为解律金作的歌曲,当年高欢命将士们唱得地动山摇。打了胜仗也唱,打了败仗也唱;胜仗唱得雄壮,败仗唱得悲壮。很大程度上,它是一首军歌,起到了鼓舞士气的动员作用。

    由此,文学因南北地理相隔而出现南重文、北尚武,南重情、北重气,南柔北刚、南绮北质的不同,至六朝乐府形成更为清晰的风格特征。

    如果说,南朝乐府民歌是女儿的歌、水的歌、恋爱的歌,那北朝乐府民歌就是勇士的歌、土的歌、流亡者之歌。北朝乐府民歌也写爱情,但风格和南朝乐府民歌迥然不同。

    南歌执笔如执扇,轻盈而多风姿;北歌横笔如横刀,豪迈而见骁勇。南歌运思如行船,正风日流利;北歌使气似奔马,多铿锵之色。南歌多用单线在宣纸上勾勒,晕染出隽永灵动的尺幅小品;北歌多取块面,是风格豪放、笔致粗犷、立体感很强的油画。

    当然,它们也有相同的地方。在语言的节奏上,在质朴纯真的风格上,在心灵绽放的美丽上,南北朝乐府民歌内在的美是相同的。

    此前,我们比较重视汉乐府,不太重视南北朝乐府;南北朝乐府中,又相对重视南朝乐府,不重视北朝乐府。其实,汉乐府、南北朝乐府展现了人生精彩的侧面。虽然有表现痛苦和欢乐的不同,但都是真的、善的、美的。因为,被剥削被压迫的生活固然沉重,但劳动在创造物质、精神财富的同时,何尝不在创造快乐?千年承续的男女爱情,何尝不是生活的主旋律?

    从这个意义上说,重视汉乐府不重视六朝乐府,是重视人生道德的一面、忽视人性情的一面;重视南朝乐府不重视北朝乐府,犹如只重视山水田园诗不重视边塞诗。事实上,山水、田园、边塞是中国诗学的重要组成部分,都有特色,不能偏废。

    唐朝诗歌盛宴 需要备好原材料调味品

    中国不能没有唐诗,唐诗不能没有乐府民歌。唐诗固然是一朝盛宴,但不能说这席盛宴是仅由李白、杜甫、王维、白居易这样的大厨师做出来的。它需要几百年的通力合作,需要汉、魏、晋、宋、齐、梁、陈和北魏为这场盛宴准备各色各样的原材料、各种各样的调味品以及历年的菜谱。

    就此而言,不了解汉乐府、南北朝乐府,就无法知道唐诗母题的来源、风格的继承、手法的运用、典故的背景及语源的出处。

    李白刚到长安,震慑住道士吴筠、吓坏贺知章的《梦游天姥吟留别》和《蜀道难》,就是五、七言乐府。诗人以浪漫主义的情怀、丰富的想象,描写了蜀道峥嵘、突兀、惊险的壮丽奇景和磅礴的气势。但“蜀道难”是乐府诗的“题目”,李白只是利用“旧题”写新内容。

    李白诗歌和生命里流动的“水”,来自于南朝乐府民歌,来自江南长满青草的小河。他的《静夜思》《玉阶怨》,就是南朝民歌“秋风入窗里,罗帐起飘飏。仰头看明月,寄情千里光”的改进版。

    和李白的浪漫主义不同,杜甫是伟大的现实主义诗人。但翻一翻《杜工部集》,你会发觉,假如把杜甫对汉乐府改造后“即事名篇”的作品撤了,他可能就评不上“诗圣”。

    安史之乱中,杜甫和众人一起流亡,所见之处,遍地哀鸿,而描写这种社会苦难最好的模本就是汉乐府民歌。汉乐府里的《妇病行》《孤儿行》《东门行》《怨歌行》,都融化在杜甫的诗歌里。

    因此,杜甫就像一个战地记者写“诗报告”一样,许多社会生活的方面甚至来不及用乐府诗的旧题,直接用新题最大程度地反映了当时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于是,他写下了《三吏》(《潼关吏》《新安吏》《石壕吏》)、《三别》(《新婚别》《垂老别》《无家别》)以及《自京赴奉先县咏怀五百字》《北征》等反映民间疾苦的经典作品。杜甫选择汉乐府模本的精神和传统,使得他成为安史之乱的一面“镜子”。

    所以,杜甫以来,诗人们都认识到,无论是浪漫主义还是现实主义,要想写出“诗圣”级的作品,要让自己的诗集具有“史诗”的性质,用汉乐府模本的精神和原典,是一个重要且可靠的途径。

    白居易的诗通俗易懂,是“广大教化主”。他的《长恨歌》和《琵琶行》,是脍炙人口的佳作。但有意思的是,他与元稹还共同倡导了新乐府运动,提出以“新乐府”写生活的口号。白居易明确提出了“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的新乐府理论,并要求根据反映事件的不同而自命新名,即“即事命篇,无复依傍”。

    由于白居易的努力,由杜甫《三吏》《三别》开创传统,元结、顾况继续写作,张籍、王建扩而大之的“新乐府运动”取得很大的影响。白居易的《新乐府》和《秦中吟》反映出了唐王朝社会生活的深度和广度,更常被后世评论者称赞。

    自创的“新乐府” 里面仍然装着传统的乳汁

    提到刘禹锡,人们不一定知道他做过什么官,但可能知道他贬谪到连州、朗州、夔州等地,写下了许多拟乐府民歌的作品,如《竹枝词》。这些呈现鲜明地域色彩的文人“新民歌”,语言平易,含蓄委婉,清新自然,风情淳朴,历来让读者爱不释手。

    再如晚唐的李商隐,他是学习乐府民歌、从中汲取营养的又一个代表。如果用一句话来概括李商隐的诗歌风格,那就是融合了杜甫精深的格律、沉郁顿挫的风格和齐梁诗、六朝民歌的清丽。他的诗歌缠绵悱恻、芬芳馥郁,放在今天想来也足以迷住80后和90后年轻人。

    在著名的《无题》诗中,就有许多南朝乐府民歌核心的支撑点。例如,“春蚕到死丝方尽,蜡炬成灰泪始干”就是南朝乐府“春蚕”“蜡炬”两首民歌意象的组合。六朝乐府民歌《西曲歌》里有《作蚕丝》:“春蚕不应老,昼夜常怀丝。何惜微躯尽,缠绵自有时。”以春蚕之丝,谐女子之思;以春蚕作丝之缠绵,谐女子日夜相思。看中这一“春蚕”意象的李商隐,从这首民歌里汲取意象并加以升华,成为脍炙人口的佳句。

    《无题》诗中还有这样一句话:“神女生涯原是梦,小姑居处本无郎。”李商隐诗下原注“古诗有‘小姑无郎’之句”,指的就是六朝乐府民歌《神弦歌·清溪小姑曲》 里青溪小姑的形象:开门白水,侧近桥梁。小姑所居,独处无郎。

    这是一个还没有出嫁的小姑的内心独白。你看,“开门”面对一片“白水”,“侧近”是一座“桥梁”,不是人居住的地方;“独处无郎”的孤独,是女神也无法改变的悲哀。在小姑的内心,她宁可要一个丈夫、一个家庭,也不要现在所处的令人瞻仰的寺庙和神的荣誉。但是,有什么办法呢?传说,她的男朋友就在“白水”附近,但李商隐说“青溪白石不相望”,凄婉之情溢于言表。

    此外,许多著名的篇章,有的都是直接用乐府诗的题目,如被闻一多誉为“顶峰上的顶峰”、写出“宇宙意识”的《春江花月夜》。此外,杨炯的《从军行》、李白的《蜀道难》《将进酒》、高适的《燕歌行》、李贺的《雁门太守行》,以及《关山月》《塞下曲》《战城南》《北风行》等,都是用乐府诗的“旧瓶”装自己的“新酒”。虽然写的内容是新的,但与旧题也有一定的联系,如“从军行”多写参军及战事、“雁门太守行”多写边塞的风光和生活,不一而足。即使自创的“新乐府”,里面装的仍然是汉魏六朝乐府精神和传统的“乳汁”,是唐代诗人天天都要喝的。

    值得一提的是,汉乐府中的长篇叙事诗《孔雀东南飞》与北朝的《木兰诗》合称“乐府双璧”,但唐代继承的人不多,只有韦庄著名的叙事长诗《秦妇吟》一首,并称为“乐府三绝”。“三绝”中,乐府诗占两席,唐诗占一席。所以,只要《孔雀东南飞》和《木兰诗》在汉乐府里守着,《全唐诗》中的任何一首诗都不敢越过边界南下牧马或弯弓报怨。(作者 曹旭 为上海文史馆馆员、上海师范大学特聘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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